社會分工和交換是產生商業的前提。*早的交換出現在部落之間，只是在代表部落群體利益的酋長中進行。隨著交換的發展和生活資料的剩余，交換逐步滲入氏族內部。交換的出現，又大大推進了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發展，同時對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記述*早交換形式的古代文獻是《周易·系辭》:“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部落之間在約定的時間、地點， 東邊的部落帶來剩余的食物、羊群；西邊的部落帶來燒制好的陶罐、磨好的石斧、石鋤、石鏟等。以其所余，易其所需，不會發生爭端，也無須對多寡輕重進行比較，交易很快就完成了。多么簡單、多么融洽、多么和諧的交換場景! 這大概就是母系氏族社會末期，父系社會早期的交換景象吧

到了父系氏族社會繁榮時期，交換已不限于周邊氏族之間了。黃帝時期已是“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淮南子·覽冥訓》也記述了黃帝時期社會狀況和交易的情景:“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以上是說到了在黃帝時期，交通已相對發達，水行有舟楫可以代步，陸行有牛馬可以載重。遠距離的交換成為可能， 這樣就能做到“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了。社會性的大分工， 進一步滿足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同時也更多的依賴交換。在氏族公社時期，大家私有觀念還十分淡薄， 尚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即便有了相對固定的“市”，交易時還是能做到互讓互利，買賣雙方并無欺詐，也不會發生爭端，因而做到了“相讓以財”。交易活動中，也就不需要任何的管理和干預，故言“市不預賈”。

供交換的“市”，雖日益繁榮，場地也有所擴大，但“以物易物”仍是**的交換形式， 沒有貨幣，也無需度量衡。

商業的萌生

據先秦文獻記載， 商朝時期，經商已有了相對較長的歷史了。相傳商朝的祖先相土、王亥時就已馴養牛馬用作運載工具。他們常常趕著牛馬，馱著沉重的貨物，往返于各部落之間。在當時的條件下，遠走各地十分艱苦，有時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險。王亥就是被“有易氏”部落酋長殺死，牛羊也被搶走了。盡管相土、王亥等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但是這些仍屬于個別商人的商業活動。商朝時期的商業交往，比此前已較為頻繁， 對經濟溝通、文化交流和部落繁榮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幾千年后的今天，在商朝都城的廢墟上不但發掘出了王朝宮殿遺址，還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 其中有產于南方的象牙雕；產于沿海的貝、蚌、龜殼；也有產于我國西北的綠松石。這些來自各地的名貴產品，不少是經過商人，源源不斷運到商朝都城來的。史學界認為這期間已萌生了商業，除了這些出土文物外，還有一些甲骨文字的記載可佐證。

商朝的商人逐漸增多，到商朝的中后期逐漸形成一個階層，很可能是在盤庚遷殷前后(殷:地處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因此，史書又把商朝稱殷或殷商)。史載:“殷人重賈”、“殷人重富”。還有的歷史學家推斷，“商人”這個名詞也起源于商朝。此說也不無道理。商人階層的形成，可以從“貝幣”的出現考證:“貝”產生于沿海地區，早期內陸只是偶有發現，數量也很少，主要是作為裝飾品掛在脖子上，可以用串作單位。一串可多可少，多則數枚，少則二三枚。而殷墟的大型墓葬有一次出土數十枚，上百枚，甚至多達千余枚的。說明這些“貝”已不僅是裝飾品，它可以用作交換時的媒介，也可以作為財富，用于贈送、賞賜，也便于貯存。一旦把“貝”用作貨幣，就一定要有固定的單位作為基礎，才能在社會上流通，這也是貨幣流通形式的必要條件。大量史實已證明，“貝幣”是以十貝為一朋作為計數單位的。

上海博物館保存著兩件殷商時期與貝幣有關的青銅器:“饕餮紋鼎”和“倗簋”，鼎上刻一人肩挑著“貝幣”站在船上，旁邊還有一人在劃船。“倗簋”上也有看似出遠門經商的人們， 他們都滿載著貝幣，往返于“市”，形象十分生動。“貝”字又與聚斂財富和交易緊緊聯系在一起；漢字(繁體)中如買、賣、貯、寶、貴等都包含一個“貝”字可證。

這一時期的“大商人”，在交易時已不僅是以物易物了，至于是否已涉及度量衡，尚無確實的證據。

以量度成賈

周滅商以后，對發展商業仍很重視，并對商代遺民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在生活上給予許多特殊優待，鼓勵他們繼續用其專長，為西周經濟發展服務。《尚書·酒誥》中記載:周公對殷商遺民說:你們要好好勞動，在農事完畢之后，可以牽著牛馬， 趕到各地去做生意，以孝敬你們的父母，你們也可以有酒飲了。周文王時，曾遭遇大旱荒年，周文王又運用發展經濟來解決困難。周文王說:四方商人，如果愿意到這里經商，我們在交通上提供各種方便；貨物運到，隨時可以進行交易，不讓你們吃虧。可見西周統治階級對發展商業經濟， 也很重視。但是西周在對商業管理上，卻與商朝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森嚴的等級制度與嚴格的管理上。《周禮·考工記》中有:“匠人營國……面朝后市”。可見營造都城王室時，對“市”已有所規劃。不僅周王都城內設“市”，各諸侯國的都邑也都設“市”。據《周禮》記載，西周的市場管理已形成一定體系和制度，其中不少條款都離不開度量衡。西周時期，商人的社會地位屬于中下層，其職責是專門給皇家貴族提供大量的特殊用品和財物。《周禮·司市》又記載:“大市，日昃(ze)而市，百族為主；朝(zhao)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交易要按規定分時、分段、分對象進行，就是等級社會的一種表現。

西周有非常嚴格的市場管理制度，并設有各級官吏如:司市、載師、胥師、賈(gu)師、質人等。司市為市官之長， 市場的總負責人，管理“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據漢代鄭師農、唐代賈公彥注疏，都認為“量度”即度量衡。開市之前，由胥人執鞭度守市，評準物價，視察偽詐。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chun)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同純，指布帛的幅廣；制，謂一匹布之長。質人手里也拿著鞭度，不時地在各處視察，以保證度量衡的統一。絹帛的幅廣、匹長，貨物的輕重、多少，都必須達到規定的標準。凡爭斗者，執鞭懲戒，有爭長短者，則執度以校正。據賈公彥解釋:鞭度是一種無刃之殳(shu，古代的一種兵器)，上系有一鞭，刻有尺度，長一尺二寸。“鞭以威人眾，度以正人眾，故并言”之。試想，這是多么威嚴、多么冷峻、多么等級森嚴的場面啊! 與早期的“相讓以財”、“交易而退”形成了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