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東部時間8月23日，世界**連鎖餐飲品牌———麥當勞宣布，將自2018年1月1日起，逐步在全球范圍內停用肉雞抗生素。

這一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危機公關：2015年11月，科學家從快餐連鎖店的雞肉食品中發現了一種“超級細菌”，這種細菌足以抵御被稱為“*后一道防線”的史上*強抗生素———粘桿菌素，并對人類健康、免疫構成重大威脅。

消息傳出，震驚世界。連鎖快餐受眾廣泛、分布普遍，一旦“超級細菌”借助這一密如蛛網的餐飲體系“連鎖”起來，后果可想而知。

為適應成本控制和標準化的雙重需要，連鎖快餐所用肉、蛋類食材都是工業化飼養的產品，為確保這些密集工業化飼養家畜、家禽不被各種瘟疫傳染，集中使用抗生素是業內常態。由于禽流感在過去10多年間肆虐，而抗生素又恰是對付禽流感和其它禽類惡性傳染病*有效的方法，因此面向連鎖快餐的家禽飼養業是動物用抗生素的“重災區”。非政府機構ShareAction2016年曾給出一份統計，顯示美國和英國抗生素用量的70%和50%是用于禽畜養殖業的，而肉雞則獨占鰲頭。

很顯然，面對各界“停用抗生素雞”的洶涌呼聲和巨大壓力，一直是連鎖快餐品牌龍頭老大的麥當勞首當其沖。*初這家品牌采用的應對策略，是強調使用抗生素“利大于弊”、“難以避免”，直到2016年8月初，麥當勞公關部在回答路透社質詢時，還給出了上述應答（事實上這也是麥當勞長期一貫的口徑）。

平心而論，麥當勞的這一口徑不無道理：肉雞、蛋雞是家畜家禽中*容易被細菌、病毒類傳染病侵襲的，且像禽流感這類惡性傳染病一旦“擊中”，整個養雞場、甚至整個行政區域的家禽都將被迫面臨集體宰殺銷毀的命運，使用抗生素預防和控制疫情，是迄今人類性價比*高、*行之有效的應對手段，在食品安全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前抗生素時代”，一旦“雞瘟”蔓延，人們將要么無雞可吃，要么就會面對無良商家瞞天過海的“瘟雞肉”偷襲。

不僅如此，在尚無可靠替代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停用抗生素，一旦疫情突發，造成整個產業鏈崩潰，甚至在某些地方觸發公共安全危機，屆時這又該算誰的責任？

但輿論的力量、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的提高，尤其“綠色有機”概念的盛行（是否完全合理則是另一個討論的話題），令方方面面在這一問題上對麥當勞這個“行業標桿”不依不饒、步步緊逼：前面提到的ShareAction去年曾呼吁，全球30000家麥當勞門店的消費者集體拒絕消費任何涉嫌使用抗生素的雞、牛、豬、蛋、奶制品，“看它妥協不妥協”。

誰也不會和市場潮流過不去，麥當勞選擇了公關性妥協：他們繼續強調減少或停用飼養業抗生素的難度和隱憂，但同時承諾逐步減少、乃至完全停用肉雞抗生素，甚至“計劃停用”其它家畜、家禽用抗生素。

麥當勞給出了一張9年期的“停用時間表”：自2018年1月起在美國、巴西、加拿大、韓國、日本市場停止供應使用抗生素的肉雞制品；自2019年12月底起，在歐洲范圍內停用，并“矚目澳大利亞和俄羅斯”；至2027年1月，在全球范圍內停用。問題是，這樣一份“九年分區域”的時間表很可能造成一個新的公關危機：難道國家和市場也分三六九等么？

這其中中國消費者*關心的，當然莫過于中國市場本身了：根據這份時間表，中國將是2027年、也即*后一批停用“抗生素雞”的國家。正如許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之所以“排名靠后”，是因為中國目前的抗生素殘留標準自2002年沿用至今，早已不適應新形勢，且直到去年8月25日，中國才由國家衛計委、發改委等14個部門發布了《遏制細菌耐藥國家行動計劃（2016 -2020年）》，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提及“養殖領域不合理應用抗菌藥物是使得細菌耐藥問題日益突出的原因之一”。

麥當勞方面已經表示，在“抗生素雞”問題上會“遵循市場所在地法律法規”，那些在停用“抗生素雞”名單上排名靠前的國家、地區，恰是在細菌耐藥問題上早就“先行一步”、有法可依的地方。除了法律層面，市場和輿論層面的努力也至關重要。如前所述，事實上，在肉雞領域全面停用抗生素的時機并未完全成熟，一些列入**、二批停用名單的國家、地區，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同樣不健全，但麥當勞仍然煮了“夾生飯”，奧秘就在于那些市場的抵觸情緒特別大。作為一家諳熟危機公關的老牌“親民”大品牌，麥當勞當然不會和主力市場的消費者情緒作對。

作為市場和消費者還應冷靜地認識到，我們既應“盯緊”麥當勞的“去抗生素雞”時間表，更要關注整個食品、餐飲領域的各類食品安全問題，要知道倘配套措施跟不上，停用抗生素未必就意味著“吃得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