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突破7.1后，人民幣一路升值。這令不少外貿企業的出口利潤被匯率吞沒。

進入2021年，伴隨美國國內情況平穩，美元兌換人民幣匯率迎來新變化，對應美元指數震蕩走高，促使人民幣持續被迫升值的局面終于被打破。具體而言，美元出現小幅反彈回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下調超200個基點，人民幣重回6.40時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外貿企業要如何對匯率的不確定因素進行有效對沖？又如何研判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趨勢？

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商務部研究院外貿所所長梁明表示，國內目前提供的匯率避險工具有是遠期的結售匯、外匯掉期、外匯貨幣掉期、外匯期權和期權組合以及跨境人民幣結算等五種，“這五種工具基本上可以覆蓋大部分企業風險，當一家企業能很好地運作時，甚至還能利用這些匯率工具掙錢。”

“另外，現在我們也在加大力度研究人民幣跟其他貨幣匯率交易的期貨產品，這樣也能通過期貨市場進一步降低企業長期持有外匯資金的風險。”梁明解釋道。

而在2021年匯率趨勢走向方面，梁明認為，美國國內因素是一個重要因素：如1月20日后拜登政府順利過渡，美國經濟朝著恢復正常的方向變化，那人民幣兌美元就不可能持續地、大規模地升值。

“總體來講，我認為人民幣兌美元還是會回歸均衡，比如說回歸到6.8、6.9或7左右，這會是一個均衡水平。”他表示。

2020年人民幣兌美元持續升值歸因分析

**財經：在2020年5月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突破7.1后，人民幣就一路升值。持續升值的因素有哪些？

梁明：人民幣從2020年年中開始升值，我們應辯證客觀地看待該現象。升值主要是針對美元的，人民幣針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水平總體上仍比較穩定。目前，貨幣籃子人民幣匯率指數（CFETS）為95.8，整體上相對穩定。

但人民幣兌美元的確出現了較大幅度升值，對于這一問題，我們做過一些總結。**，這一升值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匯率升值是從去年中期開始的，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從三四月份開始**復蘇，經濟也開始逐漸復蘇，在國際經貿關系方面，中國貿易順差也開始逐漸擴大。其次，由于中國統籌做好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經濟基本面的恢復速度也非常快，中國可能是2020年**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以把匯率看作是國際經貿關系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國出現了非常大的貿易順差，（這）必然會推高匯率，這是根據經濟恒等式決定的。2020年，我們的順差持續擴大，前11個月的順差同比擴大了23%，這個順差是在2019年同比擴大27%的基礎之上又進一步實現的大幅增加。只要經濟非常穩定，這就必然會導致人民幣的匯率進一步高企。

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匯率影響外貿的問題，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問題。從目前來看，匯率（升值）更多的是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的結果。我認為這是從去年中期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一個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間的關系。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水平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但人民幣兌美元出現了將近10%的增幅，這背后的原因涉及美國大選、社會撕裂和疫情加劇等眾多因素，它們引發了對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率的擔憂。

另外，自疫情以來，中國的人民幣幣值非常穩定，我國的貨幣政策也較為穩定，沒有像美元一樣大規模印鈔、不限量地提供貨幣。所以，作為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里的貨幣，人民幣其實更加受到大家歡迎。同時，美元貶值的預期已經進一步增高，美元指數也進一步下滑，這也導致了一些國際資本被動地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

比如說，隨著當前疫情在歐美的加劇，這些經濟體有大量的商品進口需求，但他們本國很多商品的供應仍處在停工停產狀態，因此他們需要增加從中國的商品進口。由于我國目前增加了跨境人民幣結算的途徑，同時外國采購商也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他們肯定需要購買中國商品，在面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許多買家就會囤積人民幣，因此，市場對人民幣的國際需求也就進一步地提升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升值預期也就進一步增強。

我認為，這雖然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次要原因，但是在目前這一輪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中，這可以說起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作用。

總體來說，當前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是反映了外匯供需的變化，這是一個經濟恒等式的變化。另一方面，這是強烈的短期避險情緒引發的，外國采購商需要擴大從中國的購買，在人民幣還要升值的預期下，他們會傾向于先購入人民幣，然后再換匯，這樣也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當前的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局面。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影響：許多粗放式外貿企業或許在未來需要轉變

**財經：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衡量人民幣升值對外貿的影響？

梁明：關于匯率升值或貶值與外貿的關系，我們之前做過一些長期的研究。從中國整體來看，如果從一般的道理來講，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出口競爭力。也就是說，以外幣表示的中國出口價格在增加，相當于中國的商品變貴了，那么這*終就體現在價格的競爭力（下降）上。

但這種競爭力（下降）并不是單純的一種現象，它更多是一種需求導致的。比如說，外國采購商對中國的商品需求增加，這也是一種傳導機制。但如果從一個動態的角度來看，假設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那么中國的（出口）價格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肯定會受到影響。

這就涉及從一個均衡到另外一個均衡的問題了。比如，一旦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匯率也會自發地回饋，是這樣的一種機制，這是市場在起作用。

從歷史上來看，不管人民幣（兌美元）貶值還是升值的階段，這種匯率的單邊的上升或下跌，對出口的影響不是非常大。它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是其單純的影響不會非常大，它是一個自發（維持）均衡的狀態。

當然，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可能會對某些產業造成一定影響，但正是由于這些影響，它就導致了出口的均衡的實現，*終促成了匯率的均衡的實現。

所以，從目前來看，正如調研所發現的，一些企業可能會面臨非常大的壓力。這是由于匯率變化、人民幣升值，企業的出口會面臨非常大的競爭，可能很多商品難以賣出，這也是當前影響我國出口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財經：對于生產不同類別產品的外貿企業來說，匯率上升的影響會不會有所不同？比如這是否對勞動密集型或薄利型產業影響更大？

梁明：匯率升值的確會對一些薄利型企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我們經常提到的七大類勞動密集型商品（注：即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家具、塑料制品）。但這些商品出口受到的影響幅度，肯定沒有匯率增長的幅度大，也就是說，這個幅度會存在一個先后的變化。

為什么勞動密集型商品受到的影響比較大？一方面，它們通常是薄利型商品，利潤本來就非常低，因此很容易被匯率變動的幅度所覆蓋。另一方面，這也要看該類出口商品的制造是否涉及一些零部件進口。當人民幣升值時，如果某一出口商品的制造需要大量的進口零部件，那么匯率的變動對該產業是有利好的。但反過來，如果一些企業的商品是純粹的國產，又是薄利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那么它們受到的影響無疑是非常大的。

比如，對一些“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企業，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加工貿易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相當于進口的零部件變便宜了，然后再結合中國的一些熟練勞動力，那么可能整體的企業利潤還會進一步增長，所以（匯率變動）影響是不同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化危為機的機會，現在我們也在關注如何在匯率單邊升值的背景下，讓企業化危為機。在這一背景下，我們也想基于不同的企業與行業，提供一些針對性的指導措施。商務部已經發布了一些外貿企業的匯率避險的業務手冊，提醒大家使用一些現有的匯率避險的工具進一步規避風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許多粗放式的外貿企業或許在未來的確需要轉變。如果未來出現了比較復雜的國際經貿形勢，只是單純地賺一些勞動加工費的薄利型企業肯定會遭受非常大的沖擊。

這也是我國當前一直在提外貿的創新發展、提外貿的“優進優出”的原因。下一步，我認為我們可以增加對一些民營企業，尤其是一些民營小微企業的宣傳和幫扶的力度。

詳解五種匯率避險工具

**財經：你提到外貿企業有一些匯率避險的措施，是否能舉一些例子？（比如我們在采訪中曾發現有一些民企可能不太愿意去購買保險。）

梁明：你提到一些民營企業不愿意花錢購買這種保險，這是因為，在以前匯率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外貿企業的出口表現好，不需要額外地掏錢去做這些事情。但現在隨著匯率波動風險的變大，我們需要使用這些相關的工具。

目前來看，國內提供的匯率避險工具大概有五種。**種是遠期的結售匯，這也是外貿企業較為普遍的選擇，費用也不太高。第二種是外匯掉期，第三種是外匯的貨幣掉期，第四種是外匯的期權和期權組合，這就比較復雜了。第五種就是我們目前正在加大力度推廣的跨境人民幣的結算。

這五種工具基本上可以覆蓋大部分企業風險。當一個企業能很好地運作時，甚至還能利用這些匯率工具掙錢。

另外，現在我們也在加大力度研究人民幣和跟其他貨幣匯率交易的期貨產品，這樣也能通過期貨市場進一步降低企業長期持有外匯資金的風險。

從當前階段來看，一些經營良好的大的外貿企業，非常善于利用上述五種避險工具。但可能一些小微企業，尤其是利潤比較薄的一些外貿企業，仍不太善于做這些準備工作，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

對外貿影響更大的因素是匯率頻繁波動

**財經：人民幣升值造成的匯兌損失，和可能增加的出口帶來的利潤如何比較？

梁明：這種數字上的變化在每個時間點都是不同的。但我們以前做過相關的計算，比如若人民幣貶值或升值一個百分點，這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可能在0.05個百分點左右。這是一種歷史經驗，當然這個數字也是在隨時變化的。可以說，整體上這種變化的影響并不太大。

事實上，對外貿影響更大的因素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如果匯率從一個均衡很快到達另外一個均衡，這對外貿的影響是不太明顯的。因為當匯率快速地調整，它也是適應市場的一個變化，對外貿出口影響也不會太大。

更危險的是匯率頻繁活動，變化趨勢也不甚明朗時，這讓外貿企業在避險工具的選擇上也會面臨非常大風險。因為企業不清楚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在遠期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這樣對外貿企業的影響就更大。

**財經：也就是說，即便貨幣升值，哪怕是快速地升值，只要很快達到穩定狀態，讓市場有預期，那影響也不嚴重？

梁明：對。因為如果匯率變動的趨勢比較明確，那么其影響可以用剛才所提到的遠期結售匯就可以對沖掉。

在我們去調研的時候，即使是一些大的民營企業也不太善于運用外匯工具。因為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外貿企業的出口表現一直非常好，因此它們習慣于路徑依賴。但是，我認為隨著下一步國際競爭局面日趨激烈，這種情況是必然要發生變化的。我們要適應新的形勢，在新的經濟發展格局下，這需要外貿企業不斷地適應現狀。

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走勢要看美國國內形勢走向

**財經：瑞銀報告說，如果美元貶值超出預期的話，到今年年中的時候，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可能會升到6.2。如何看2021年人民幣兌美元走勢？

梁明：想在短期內精準預測人民幣兌美元的走勢并不容易。因為如果單純地從經濟基本面的角度來判斷，這個趨勢還是比較明顯的。比如說當經濟達到一個均衡，相應匯率就可以達到一個均衡狀態。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匯率仍受到很多避險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一些非理性的避險情緒，包括一些國際熱錢的流動。現在歐美股市漲幅非常大，相比之下，人民幣和A股較為便宜，這也導致了一些熱錢的流動。這些可能都會影響到人民幣的供需趨勢。

另外，美國國內的形勢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當選總統拜登于1月20號順利上臺的情況下，美國的經濟應該會逐漸地恢復到正常的狀態。拜登在競選中提到他重點關注的四大優先事項，包括提振美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對抗新冠疫情和挽回就業等。

如果拜登政府能夠較好地處理這些問題，美國經濟應該會較快地回歸均衡。若美國再配套一些長期的經濟政策，就有可能會出現美元回流的趨勢。這種趨勢需要我們高度防范，因為現在一些避險資金和熱錢可能來到了中國，一旦將來出現美元回流的局面，這些避險資金可能會在短期內大規模地出走。這其實對我們的貨幣、股市和匯率都會造成一些非常大的影響。

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變動還要看美國下一步的經濟政策。從整體來看，我認為當前中美之間匯率還是受到了一些避險因素和羊群效應的影響。長期來看，人民幣兌美元不會持續地大幅升值。那短期內是否有可能如瑞銀所說到6.2呢？我認為這種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但總體來講，我認為人民幣兌美元還是會回歸均衡，比如說回歸到6.8、6.9或7左右，這會是一個均衡水平。

另外，目前看來，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我們已經更加依賴市場來調整人民幣的匯率。所以，其實匯率的變動更多還是看市場的需求。因此，我認為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人民幣兌美元回歸到6.5～6.8的水平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