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與糧價相關的食品價格一直牽動著國人的心。2007年我國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4.8%，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2.3%，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4個百分點。食用油和豬肉上漲幅度更是達到60%。2008年伊始，食品價格繼續保持上漲勢頭，1月份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18.2%。

　　“民以食為天”。在如此劇烈的食品價格上漲下，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切實保障主要農產品基本供給”的要求。這說明，我國農業生產的基礎尚存在一些薄弱之處，需要著力加固。

　　實現國內糧食供求平衡前景樂觀

　　“說起我國食品價格上漲，我們有必要區分‘大糧食’和‘小糧食’兩個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室副主任李國祥告訴記者，我國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是由包括油脂、蛋、奶等在內的“大糧食”即英文“FOOD”價格的上漲，“小糧食”即口糧，如小麥、稻谷等上漲幅度并不大。

　　另外，食品價格的上漲也并非完全是供應因素起的作用。知名“三農”問題學者黨國英向記者強調，“我國農產品已經進入成本推動的漲價期。隨著能源價格、勞動力價格、資金使用成本等不斷上漲，食品價格上漲是必然的。即使糧價不上漲，食品價格也會上漲。”

　　李國祥還介紹說，其實去年國際糧價上漲幅度遠大于國內。據統計，2007年全球食品價格指數上漲近1/3，創1845年以來*高。其中，小麥價格飛漲112.0%，玉米猛增47.3%，大米上揚3.1%。從國內來看，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食物結構升級。“我國每年有1500萬人左右從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居民，這有著不小的推動力”。這個趨勢與我國農產品自2003年開始的新的價格周期相遇，加劇了價格上漲。

　　李國祥還表示，由于國內耕地面積的硬約束，我們的“小糧食”與“大糧食”之間存在一定的“蹺蹺板”效應。在實現連續四年的糧食豐收后，我們的油料卻無法實現國內平衡。這也是國內食品價格大漲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不過，前景還是令人鼓舞。“目前我國有18億畝耕地，其中13億畝用來種植糧食，如果平均畝產達到1000斤（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就是1.3萬億斤糧食。”黨國英認為，這可以滿足國內需求甚至還有富余。他認為，我國糧食生產至少還有20%的增收空間，完全可以實現供求平衡，關鍵是保護好農民的積*性，讓他們“把糧食種好”。

　　要實現農業專業化生產

　　黨國英認為，目前我國存在“農業副業化、農民兼業化”問題。“這是十分危險的，長期來看，包括糧食在內的農業生產必須要靠專業化農業。”黨國英說，“實現專業化農業，則需要我們實施‘積*的城市化’政策加以推動。”

　　黨國英介紹說，在“積*的城市化”進程中，表面上來看，越來越多有能力的農民進城了，但到一定階段，這就會給專業化農業生產提供機會。因為倒是有能力的人會發現當農民的好處。因為按照目前機械化水平，一個農民種上幾十畝、幾百畝地是沒有問題的。黨國英算了一筆賬，如果一個農民種50畝地，每畝地得到國家目前平均100元的補貼就是5000元，加上種地一年收入幾萬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通過積*的城市化政策，將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和農業服務業就業，將為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騰出巨大空間。

　　黨國英認為，事實上，在目前小農數量巨大的情況下，我國農業單靠農業補貼所能釋放的效率是有限的。在加大補貼力度的同時，還必須有長遠的戰略考慮，促使農業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為農業生產打下堅實的基礎。

　　必須解決降低流通成本等三個問題

　　李國祥認為，要促進農業持續增收，保證農產品有效供給，還必須解決三個問題：合理確定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降低農產品流通成本，發揮各級政府積*性保護耕地。

　　李國祥說，由于我國農業處于分散的小農戶經營狀態，很難對價格形成有效壓力，致使流通環節成本過高，流通行業的定價權過大。他舉例說，像牲畜屠宰、蔬菜水果等行業，流通環節利用自身優勢地位壓級壓價的情況時有發生，不僅挫傷了農民積*性，還使農產品生產大起大落。同時，農業龍頭企業價格發言權過大的情況也不應忽視。“農民雖缺乏定價權，但是卻有養與不養、種與不種的權利，這直接使部分食品出現短缺，并導致價格上漲。”這種農產品供應大幅波動的強制調節形式顯然是非常危險的。

　　“同時，我們必須正視，當前和將來我國農業生產*大的制約依然是耕地問題。”他認為，必須增強地方政府保護耕地面積的主動性和積*性，這就需要通過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等綜合措施加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