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連續三年進行的市民食品安全意識調查顯示，近九成市民遇到過食品安全問題，但超過八成市民沒有選擇維權———

　　如果索賠的成本高于索賠所獲得的賠償，那么從理性角度看，很多消費者會選擇放棄維權。

　　在春節長假中，市食藥監管局投訴舉報熱線962727總共接到160人次電話，其中只有18次為投訴舉報，余下的大多是有關食品選購知識的咨詢。

　　上海食品市場整體水平好轉是有關食品投訴舉報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記者在實際采訪中發現，餐飲企業原料不新鮮、餐具不干凈等食品安全問題仍有發生，只是當事人選擇了沉默。

　　市食藥監管局連續三年進行的上海市民食品安全意識調查顯示，近九成市民遇到過食品安全問題，但超過八成的市民在遇到問題時沒有選擇投訴維權；即便是投訴的市民，也有近一半對投訴結果表示不滿意。

　　不是市民不重視食品安全維權，而是眾多限制阻礙了市民為食品安全維權的腳步。

　　問題太多 方向不明

　　從市民食品安全意識調查報告看，市民在食品消費時*常遇到的問題依次是：“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虛假或擴大宣傳”、“食品在保質期內變質”、“虛假或錯誤標簽標識”、“包裝不合格”、“食物中毒”。在這些問題中，除了“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食品在保質期內變質”、“食物中毒”與食品品質密切相關，其他如宣傳、包裝、標簽上的問題往往不影響食品本身質量。說得通俗點，有這些問題的食品“吃不壞肚子”，這點使很多消費者放棄了維權。

　　表面看不維權是消費者自己的選擇，無需干預；但仔細分析一下會發現，消費者看到這些問題而不維權的一個原因在于不清楚這些也是食品安全問題，更有很多消費者遇到此類問題后搞不清向誰維權。例如，如今食品包裝越來越花哨，標簽越來越多樣，認證標志、許可標志、評比獎項證明比比皆是。它們在幫助消費者挑選稱心食品的同時，也可能增加消費者的負擔———你知道“綠色食品”標志使用是有期限限制的嗎？你知道“QS”標志下的代碼是表示產品類別以防止被其他企業冒用的嗎？看似周到的設計消費者未必理解得了，要發現其中貓膩更屬不易。而在發現問題后，將問題按照生產行為、經營行為、宣傳行為區分開來，選準投訴對象，也不是每個消費者都能做到的事。

　　以上情況并非不能改變：標簽、包裝等方面的專業問題，可以請專業機構加大監督檢查力度，杜絕違規使用現象，讓消費者真正體會到這些標志引導消費的作用；投訴方面的問題，可以將現有的投訴渠道梳理整合，“食品投訴”一口受理，各行政部門作為后臺支撐分別行動，避免消費者找不到方向……此外，有關食品選購知識和維權法律法規的宣傳范圍也可更廣一點、頻率更高一點，幫助消費者辨別食品安全問題、提高維權意識。

　　留樣不易 舉證太難

　　市民食品安全意識調查報告還顯示，絕大多數市民覺得為食品安全維權太麻煩。麻煩在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舉證困難。

　　一方面，食品作為易耗品的特性阻礙了消費者維權的步伐。有位讀者曾向記者投訴稱，他購買了一只白斬雞與家人分享，誰知飯后全家人都不同程度出現了腹瀉癥狀，懷疑是由白斬雞引起的。但此時手上只有一張白斬雞購買憑條，所有的雞均被吃完，與白斬雞一同下飯的菜肴也被吃盡，此時想維權也不知道從何著手。確實，在沒有留樣的情況下，很難判定引起消費者身體不適的食品究竟是哪一種。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問題的鑒定也令消費者不堪重負。有位消費者購買了一瓶高檔酒，品嘗后覺得口味有問題，懷疑買到了假酒。但判斷酒的真偽不是由消費者說了算，而是要經過國家認可的檢驗部門的檢驗。可檢驗部門表示，對酒類等食品進行真假鑒定的前提是包裝完整。在舊瓶已經開封的情況下，消費者要么重新買一瓶酒申請鑒定，要么放棄維權。此外，消費者還須自己支付鑒定費，假如鑒定為假酒但生產銷售者不認賬，消費者就得在原來的維權內容中增加一條：支付鑒定費。而這，會花費消費者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專家指出，目前涉及食品生產銷售企業的食品安全責任保障、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預警、危機處理等重要制度尚不完善。比如企業銷售含有蘇丹紅的鴨蛋，違反了有關法律法規，會受到監管部門處罰。但消費者直接向經營者索賠仍會遇到困難，因為要有證據證明消費者食用了含蘇丹紅的食品，且因這種食品損害了健康。而這個因果關系很難取證，不僅需要有關部門鑒定檢查，還涉及到時間問題———蘇丹紅對人體的危害可能是潛在的、潛伏的，不是今天吃了蘇丹紅、明天就能檢測出身體受到危害。

　　從實踐經驗看，在食品安全維權中不妨引入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對消費者懷疑存在質量問題的食品，可以由生產銷售企業負責舉證證明產品質量合格，包括付費請專業機構進行鑒定、接受監管部門的檢查等。然后再根據舉證情況分清責任，由責任方承擔相應的費用，簡化消費者的維權過程。

　　賠償太少 懲罰太輕

　　維權成本高在眾多投訴中都有體現，在有關食品方面的維權中尤其明顯。大部分食品的價格都不高，投訴成本遠遠大于消費者獲得的賠償，這使很多消費者自認倒霉，放棄維權。

　　在記者親歷的一些涉及食品的投訴中，很多投訴都因消費者的索賠要求與生產銷售者的處理意見相差甚遠而無法解決；在那些達成賠付協議的投訴事例中，通常也只是以生產銷售者退換貨為*終解決方式，沒有額外的補償。法律專家表示，有些食品投訴并不適用雙倍賠償條款。按照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雙倍賠償適用條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有欺詐行為；如果經營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務時沒有欺詐行為，依法是不能要求雙倍賠償的，只能退換貨。也就是說，消費者若不能證明銷售者是明知故犯銷售質量不合格食品，就可能得不到銷售者的雙倍賠償。

　　維權成本和賠償數額的矛盾不僅侵害了消費者權益，也給生產企業留下可乘之機。部分生產企業會“打小算盤”：提高產品質量將增加成本，既然法律規定的賠償有限，不如等消費者提出問題再進行賠償，反正也賠不了多少。由此就出現一個維權怪現象———本來應該保護消費者的法律反而保護了生產企業。

　　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建立鼓勵投訴的制度，加大懲罰力度。對消費者而言，如果索賠的成本高于索賠所獲得的賠償，那么從理性的角度看，很多消費者會放棄維權與索賠。若想讓消費者積*維護自己的權益，應當采取措施，保證消費者不會因維權而遭受損失。對此，法律專家建議可以將*低賠償金制度納入相關法律法規，鼓勵消費者進行投訴。比如在美國很多地區，消費者只要因產品或服務質量不過關而受到損傷，不管情況如何，*低賠償額度都是200美元，這一*低賠償額在有些地區甚至達到1000美元。*低賠償制度的好處不僅在于提高消費者的維權積*性，而且能讓那些在小利益上損害消費者權益、卻心存僥幸的生產銷售者望而卻步，因為哪怕被發現一次，也會面臨相當高的賠償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