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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嚴峻現實尋求出路

　　自今年3月初“蘇丹紅”東窗事發，到蘇丹紅監測的國家標準出臺并實施，前后一個月時間，中國政府監管部門所表現出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世人矚目。與此同時，民眾持續許久的驚恐心理卻一時間難以平息和釋放，對食品安全依然擔心，甚至緊張。

　　在此背景下，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進行第41次集體學習，學習的主題為“我國農業標準化和食品安全問題研究”，表明食品安全問題吸引了*高決策層的目光。這**，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質量標準與檢測技術研究所葉志華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羅云波教授，為黨和*****講解了國內外農業標準化和食品安全知識。

　　農業標準化，是指根據市場需求，運用標準化的“統一、簡化、協調、選優”原理，對農業生產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制定并實施相關的系列標準，加速先進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和安全。農業標準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一項綜合性技術基礎工作，它要求農業生產遵從統一的生產環境標準，統一的生產技術規范，統一的產品質量標準，并通過統一的手段實施監測。

　　在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農業是以高度的標準化為基礎生產的。農產品從新品種選育的區域試驗和特性試驗，到播種、收獲、加工整理、包裝上市，都有一套嚴格的標準。農民種植農作物，用什么品種、何時下種、何時施肥、施多少肥、何時采摘，都有嚴格的規定。上市出售的黃瓜，它的長短、粗細、彎細程度都必須符合標準。在日本，所有農產品進入市場前，都要按一定標準進行嚴格篩選分級。魚蝦是以“條”為計量單位；梨、蘋果多以“只”為計量單位；大白菜、包菜以一棵、半棵標價。在市場上，見不到以重量單位計價銷售的蔬菜、水果，等級外的農產品是不允許進入市場銷售的，而只是作為加工原料。

　　因此所謂“標準”，就是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統一規定。它以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的綜合成果為基礎，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由主管機構批準，以特定的形式發布，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和依據。國際標準化組織對“標準化”的定義是：“在經濟、技術、科學及管理等社會實踐中，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通過制訂、發布和實施標準，達到統一，以獲得*佳秩序和社會效益。”這個過程在農業經濟活動中的體現就是農業標準化。

　　農業標準化的目的是將農業的科技成果和多年的生產實踐相結合，制訂成“文字簡明、通俗易懂、邏輯嚴謹、便于操作”的技術標準和管理標準向農民推廣，*終生產出質優、量多的農產品供應市場，不但能使農民增收，同時還能很好地保護生態環境。其內涵就是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要以市場為導向，建立健全規范化的工藝流程和衡量標準。

　　鑒于食品安全對于公眾健康、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和國家形象都構成重要影響，各國政府都積*采取應對措施，有針對性地加強源頭治理、調整和完善食品安全管理體制、健全食品安全支撐體系。授課人之一的羅云波教授說，這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提出了解決我國食品安全的新方向：將監管關口前移，從農田到餐桌，從農業標準化出發，保障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透露了一個信息就是，中國決策高層清醒地意識到，實施農業標準化，保障食品安全，不僅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同時也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任務。

　　“鄉土中國”遭遇“綠色壁壘”

　　正如費孝通先生早年所描述，幾千年的傳統農業文明造就了“鄉土中國”。小農經濟滿足于三畝地一頭牛，顯然不存在產品的標準化問題；只有當農業依靠高科技支撐，按照工業化模式生產，才使標準化真正成為現代農業的標志和基石。當前，我國農業的發展正是處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推進標準化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由之途。

　　人們經常會看到，盡管很多地方不養奶牛，祖祖輩輩不喝牛奶。但有**“蒙牛”來了，祖祖輩輩沒見過奶牛的農民養上奶牛了，也喝上牛奶了。這就是標準化的力量。

　　標準是技術和制度二合一的載體。實施農業標準化，*終是要有效地提高農村經濟素質。

　　事實上，不管你關注與否，農業標準化在中國的呼聲越來越高，步伐也在明顯加速。

　　建國50多年，中國*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解決了全世界1/5人口的吃飯問題。可以說多少年來，上至決策者下到億萬勞動者，一直都在千方百計為農產品總供給滿足總需求努力，始終向農業的高產目標奮進，而質量問題，則往往不受人們重視。

　　然而，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農民積*性迸發，農業技術得到全面推廣，農產品迅速實現大量的擴張，此時，市場需求的多樣性、優質化和大量低質農產品供給過剩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和潛在的危機也一并悄然襲來。中國農業迫切需要實現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方向也正是現代農業的方向。而這種轉變，**呼喚的就是農業標準化。

　　中國農科院農業質量標準與檢測研究所副所長錢永忠分析，長期的計劃經濟模式，使人們很少考慮產品的市場問題，標準化的作用顯得無足輕重。而當今經濟全球化已是發展大趨勢，作為國民經濟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同其他產業一樣，都將面臨兩個市場：從區域來看，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從需求來看，是現實市場和潛在市場。

　　標準化正是打開這兩個市場的鑰匙。業內專家更是認為，目前我國農產品拓展國際市場的*大障礙不是關稅，也不是知識產權，而是農產品質量安全。

　　有足夠的例子來證明農業標準化的必要性：在國內，北京、上海、杭州、南寧等大中城市相繼實行了農產品市場準入制度，對那些喂用過藥物、激素的水產品和畜禽，施用過禁用化肥、農藥的農作物亮起了“紅燈”；在國外，主要進口國對我國農產品大多設置“綠色壁壘”，檢驗手段逐漸提高，檢驗次數和項目明顯增加，發達國家對農產品身份證的要求，就是看你的產品是不是符合“綠色”標準。

　　標準化*直接的動力自然要體現在經濟利益上。比如，在北方的某個地級市，每年蝦類出口創匯1.2億美元。其標準化要求相當嚴格，規定蝦體長6厘米，色澤鮮亮，雙鉗對等，尾鉤緊環，每10只體重500 ± 5克。達標蝦收購價每500克6元，封裝出口到美國就是2美元以上；而非標準蝦類收購價僅在1.2元至1.8元之間，在美國市場上更是賤如糟糠。

　　對于中國的大部分農村地區，農業標準化之路前景廣闊，但也顯得異常崎嶇。

　　一邊是與工業化生產和市場緊密結合的標準化，一邊是大部分仍按老輩經驗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如何使后者能掌握并利用前者開展農業標準化生產，進而為食品安全筑起一道保護屏障？

　　源頭治理重在立標建制

　　食品安全問題已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但農業標準化和食品安全工作在中國并非一帆風順，存在問題諸多，管理矛盾交錯。為此，將監管重心前移，從源頭抓起成為治本之道。畢竟不管是直接進口還是加工制作，食品的源頭都是農業；按照一定標準、生產出合格農產品，食品安全也就有了保障。如果源頭把握不好，再多的監管機構，再多的投入，效果都不大，反而會造成人財物力的浪費。

　　在食品安全監管問題上，容易出現“一個部門管不了、多個部門管不好”的情況。世界各國選擇不同的模式，有的采用單一部門管理的模式，政府設置獨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機構，全權負責食品安全事務；有的是多部門管理的模式，將食品安全管理職能分設在幾個政府部門，其中又有分類管理和分段管理的不同。

　　這些國家選擇的管理模式取決于本國的歷史傳統、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等因素。我國食品安全涉及面很廣，部門、種類、行業、企業都很多。為此，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羅云波教授建議，借鑒國際經驗，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應統一協調、相對集中，同時責任要明確，不要有灰色地帶，這樣既避免人力、機構的重復和資源的浪費，又可以有效地落實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不同部門如何協調？羅云波建議說，我國設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時，就希望這個機構承擔起制定食品安全有關法規和標準、綜合協調、監督執法和追究責任的職能。但由于現實多種因素的制約，食品藥品監管局沒有把這個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他進一步建議，可以把食品藥品監管局作為國務院協調委員會的工作部門，承擔制定法規、追究責任、監督執法和在不同部門責權爭執時進行協調的職能。

　　與此同時，在農業標準體系建設上缺乏系統性、協調性和統一性，使標準化工作長期受困并進展遲緩。

　　國家標準委一位研究人員介紹，這突出表現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交叉重復，技術指標要求不一；產品標準和檢測方法不配套；標準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差；適應加工的農產品和優勢特色農產品質量標準不完善；農產品保鮮、貯藏、運輸標準數量不足；農產品生產產前、產中、產后全過程質量控制技術標準空缺；食品添加劑、重金屬、農藥、獸藥等有毒有害物質的限量標準與國際標準不接軌等。僅以標齡為例，我國農業標準標齡過長，10年以上的國家標準占37.7％，5至10年的國家標準占33.4％。按照規定，我國國家標準一般5年為一復審期，如此算來，我國國家農業標準中，70％以上超過復審期。

　　為了盡快建立統一、權威，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適應農業產業化發展需要和國際市場變化，國家標準委已提出，在標準的制訂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其是否能適應農業生產技術發展的需要，還要參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及國外有關國家、區域組織已有的農業標準；不僅要考慮我國現實的國情，也要注意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農業技術；不僅要規范制定標準的組織，而且要進行標準定稿前的二次評審，即初審和終審；不僅要通過各種信息渠道搜集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及有關國家的技術法規，而且要廣泛吸收先進農業技術及農副產品加工、包裝、貯運等符合國際貿易需要的標準。在標準制定后，還要適時適當修改標準。

　　截至目前，中國共清理涉及可食用農產品、加工食品國家標準1817項，廢止國家標準208項；清理行業標準2588項，廢止323項；同時，還對6949項地方標準和14萬多項食品企業標準進行了清理。至此，中國已完成了對食品標準的全部清理。國家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委將繼續加快標準制修訂工作。到“十一五”末，解決標準老化問題，使中國食品標準的標齡由現在的平均12年降低到4.5年，把食品標準的制修訂周期控制在2年之內。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農產品及食品質量安全標準體系框架已經初成。據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透露，目前我國已制定頒布農產品質量安全國家標準1281項，行業標準3272項，地方標準7000余項，另有加工食品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671項。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已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作物種子、種畜禽標準發展到涉及農產品品種標準、產地環境標準、生產加工技術規范、產品等分級、安全衛生、包裝貯運等農產品生產的全過程。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于去年11月1日正式施行，從法律層面上將標準作為全程介入農產品安全的核心內容加以制訂和規范，確立了7項基本制度，即政府統一領導，農業主管部門依法監管，其他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安全標準強制實施制度、產地管理制度、包裝和標識管理制度、監督檢查制度、風險分析評估制度和信息發布制度、違法行為責任追究制度等。

　　為老百姓筑起食品安全的*后防線，一些政策和制度也在積*推進。

　　目前，國家標準委正在清理舊的、過時的食品法規；今年兩會期間200多名人大代表聯名上交提案，敦促盡快出臺《食品安全法》；而“蘇丹紅”事件，可能已促使《食品安全法》加入政府今年的工作日程。而蘇丹紅國家檢測標準的出臺，更被業內人士評價為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一項標準的問世，它預示中國政府對食品安全保障問題，已進入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的務實階段。除《食品安全法》起草進程加快，“多個和尚無水吃”的食品監管體系現狀也正在改變中。

　　另據權威人士披露，國家正在制定食品安全信息發布制度，規范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政府如何及時發出正確聲音，引導公眾及貿易等行為。有評論認為，由于現在信息渠道多樣化，人們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很容易被媒體放大，如果沒有權威的聲音出來說話，必然造成很多人的心理恐慌。比如，部分媒體對“多寶魚”事件的不公正報道，由于不負責任的媒體放大，結果造成我國經濟損失40多億元。

　　有專家進一步建議：食品安全實行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科學管理。以往這方面我國還處于“缺位”狀態，但未來的食品安全應該是建立在風險評估基礎上的預防性管理體系，我國也應該有專門部門進行食品安全預警，評估危害及程度，并向媒體和公眾發布權威信息。

　　可喜的是，我國風險評估機制和體系已經開始建設；同時，國家已經在著手重新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追責懲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