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經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被稱為史上*嚴食品安全法。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新法實施情況如何?食品安全狀況是否得到有力改善?目前尚存在哪些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兵分5路，深入湖北、內蒙古、天津、黑龍江等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檢查。記者于5月初跟隨檢查小組前往黑龍江，探尋老百姓*關心的那些食品安全問題。

國產奶粉值得信賴

自2008年發生三聚氰胺事件以來，國人對國產奶粉的信心一度跌至谷底。隨之而來的是掃貨洋奶粉，以至于不少國家對中國人下了“奶粉限購令”。面對尷尬，消費者不禁大聲提出疑問：到底何時才能喝上放心的國產奶粉?

“我敢打保票，國產奶粉**達到了國際標準水平。”黑龍江省完達山乳業股份有限公司質量總監李健拍著胸脯對記者說，近幾年來，隨著國家對食品安全重視程度的提高，生產企業的管理水平也明顯提高，特別是嬰幼兒乳粉，并不低于國際標準!

李健的說法并非“王婆賣瓜”，得到了多方的回應和肯定。“的確，在中國食品安全監管領域內，嬰幼兒乳粉是管理*為嚴格的一種，如果說哪種國產食品*安全，嬰幼兒乳粉當仁不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法制司司長徐景和說。

除了來自監管層的肯定，實驗室的數據也對這種觀點給予支持。“目前我們有100多項針對乳粉的檢測指標，至今為止，我們實驗室的乳制品檢測合格率為****。”黑龍江省食品藥品檢驗檢測所食品室副主任多凱告訴記者，尤其是嬰幼兒乳粉，其監管和檢驗指標都非常嚴格，質量**有保障。“我兒子今年7歲，他就是吃國產奶粉長大的，非常健康!”

當然，產品的質量絕不是“說”出來的，通過實地調研，記者對保障嬰幼兒乳粉安全的幾大因素有了直觀感受：按照藥品企業標準進行生產管理;加強牧草、飼料、供應商等全產業鏈監管;實現產品可追溯。

走在完達山乳業生產車間，透過玻璃墻向全封閉式作業區看去，難見工作人員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先進的機械管道和手臂。“這樣能夠*大限度地降低污染。”李健介紹，這些密封作業區都是按照GMP標準建設和管理，也就是說嬰幼兒乳粉的生產環節是比對藥品生產的標準進行的。記者看到一個小小的細節，在這些區域內，所有轉角都是弧形圓角，目的是消滅藏污納垢的可能。

黑龍江的春天來得有點晚，5月初漫步在飛鶴乳業下屬的甘南瑞信達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的牧場上，記者并沒有看到一望無際的綠色草原，卻仍然感受到了該企業對源頭治理的重視。“為了從源頭上徹底解決奶源的安全問題，飛鶴將有機飼草、飼料的種植及精飼料加工納入到整個產業鏈中，并建成了年產25萬噸有機飼料項目。”甘南瑞信達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冷友斌告訴記者，由于奶牛吃得好、奶牛品種好，該牧場的鮮奶蛋白質含量等指標都較高，“我們五六公斤鮮奶就可以出一斤奶粉，遠遠超過8公斤的平均水平”。

對于消費者而言，生產環節并不可見，要想讓消費者真正放心，可追溯體系是非常必要的保障。對著奶粉罐底的二維碼輕輕一掃，所有信息一目了然：奶源與飼料、生產與來料、品控與研發、倉儲與物流、銷售與服務等，而且這些信息已經具體到每分每秒每個人。在完達山與飛鶴，記者均看到了成熟的可追溯體系。

“2008年至今，我國嬰幼兒乳粉市場經過幾輪洗牌，目前只剩下82家，對它們執行的都是*嚴格的監管。例如嬰幼兒乳粉的生產管理標準甚至高于口服藥的標準，而每批產品都必須檢驗的規定也比國外同行更嚴格。”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焦紅說，目前國內品牌企業生產的嬰幼兒乳粉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把好網絡叫餐源頭關

打個電話、動動手指，飯菜就送到了家門口，網絡叫餐已經成為當下不少年輕人的生活習慣。必須承認，網絡叫餐不僅方便快捷，而且價格低廉，但其質量是否也同樣美好?疑問確實存在。

“進入廚房，檢查人員吃了一驚，鍋盆黑漬漬、油乎乎，液化氣軟管交叉纏繞，三五平方米的廚房雜亂不堪，甚至有狗在旁邊跑來跑去;在附近另一個后廚，檢查人員看到，幾個飲料瓶放在院中桌上，旁邊是幾十桶用空了的白塑料桶，細細查看，里面裝的是過了期的果味調味粉……”據齊齊哈爾市建華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劉偉介紹，這些觸目驚心的場景來自某些外賣平臺的加盟商家。

2015年4月，齊齊哈爾大學一名大學生在“美團”網上點了一份12元的羊肉蓋飯，食后發生食物中毒現象。更可氣的是，由于是通過第三方平臺訂餐，這位維權無門的學生根本找不到他點的這份蓋飯到底是誰做的?

“后來這位學生投訴到我們這里，我們檢查發現，涉事商家無證無照，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是典型的夫妻店，他們專給網絡平臺供餐，雇了幾名大學生負責送飯。”劉偉說。

劉偉所管轄的建華區是齊齊哈爾大學所在地，而大學生正是網絡叫餐的主力軍。“不夸張地說，大學生們每人每天平均有一頓半的飯都是由這些網絡叫餐平臺供應的，僅齊齊哈爾大學每天就要消費幾萬份。然而，由于網絡叫餐是新鮮事物，當時的食品安全法沒有相關規定，根本‘治’不了它們。”劉偉告訴記者，為了徹底掃除這個食品安全“死角”，他們一方面對300多家供餐加盟商進行全面檢查，同時對外賣平臺負責人不斷約談，并**采取備案制管理。

史上*嚴的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規定：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提供者應當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審查許可證;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臺應當與食品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新法實施后，在我們的督促下，有264家不合格供應商都下了線。”劉偉說，現在情況變了，不是他們上門去查，而是許多供應商主動打來電話：“你們來看看吧，我的證都辦齊了，衛生條件也搞好了，請來檢查。”

網絡叫餐平臺的背后，有著無數*小規模的食品生產商，有的飯菜甚至就是夫妻二人在自家廚房做出來的。與大小飯店相比，對這些餐飲生產商的監管難度更大。有人建議：既然難以監管，不如全部取締，把隱患完全消除。

劉偉也有自己的想法，“網絡叫餐的客戶主要是年輕人、醫院病人、空巢老人。他們切實有這個需求，而做飯菜的不少又是家庭困難的下崗職工。不能為了執法方便而簡單地把它們‘整死’，我們必須為老百姓的正當需求把好關，做好規范和監管”。

如何把好網絡叫餐質量關?劉偉提出建議，**要找到它是誰?監管部門要摸清、走訪所有的網絡平臺供應商，把它們納入到日常管轄范圍。其次要求這些供應商自身必須證照齊全，其采購的原料也必須索證索票。第三要定期對他們進行培訓，讓他們熟知法律規范、衛生要求等。

陽光之下無死角。在嚴苛的法律和全面監管下，網絡叫餐初期的無序發展會戛然而止，消費者將能夠吃上真正方便快捷、物美價廉的到家美食。

學校食堂安全不容忽視

執法檢查中，檢查組成員反復詢問著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食源性疾病。事實上，食源性疾病是全世界頭號食品安全問題，也是我國頭號食品安全問題。有專家認為，從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性來看，相對于國內消費者普遍關心的食品添加劑、農藥殘留等問題，食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更為嚴重。

不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就是食源性疾病的集中爆發，其中，學校食堂便是一大高發地，孩子們的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也*為牽動廣大民眾的心。因此，相關事故總是發生一起便嚴厲查處一起。

然而，高壓之下，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仍屢次發生，如何才能為學校食堂加上一把萬無一失的安全鎖?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恐怕必須改革傳統的監管模式和手段。

餐飲食品與食品廠生產的食品不同，它不存在“檢驗合格后才能銷售”的環節。按照常規檢測手段，檢驗結果*快生成也需要48小時，而一碗飯、一盤菜可經不起如此等待。

對于餐飲食品安全而言，“原料安全、加工過程安全才是應該尋求的保障”。哈爾濱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餐飲處處長齊政一說，如何保證這兩個安全，單純靠“自我管理”顯然不夠，而政府執法部門的力量也不可能包辦一切。

技術手段的運用將真正實現安全可控。“我們聯合快檢儀器研發公司，研發了針對餐飲企業的食品安全自主管理平臺，可以對食品原料進行農藥殘留、新鮮度、病害肉、非法添加物等16個項目的快速檢驗，確保原料安全。”齊政一告訴記者，該平臺與云端連接，相關部門可以實時監管，沒有經過檢測的原料是無法進入使用環節的。

同時，該平臺還具有在食品儲存、餐飲具洗消、餐飲加工過程中實時監控的功能。“各個關鍵節點都設有監控器，冰箱是否因為開關門次數太多導致低溫不夠?大鍋菜中心溫度是否達標?從衛生間出來的操作人員是否洗手消毒?這些細節如果不合格，平臺都會報警，我的手機也會同時響起。”齊政一說，平臺試驗近一年，已發生各種報警信息127起，隱患得以及時排查消除，有效避免了事故發生。

此外，食品加工者、企業管理者、政府監管部門、學生和家長都可以用手機掃描二維碼，登錄該平臺預設窗口，通過互聯網實時查看餐飲食品的加工制作過程。

“2015年，我們為哈爾濱市新疆**小學等3個學校食堂免費配備了該平臺，一個學期下來有效避免了59起不合格原料投入使用。還為2個集體用餐配送單位、2個中央廚房安裝了該平臺，這些單位的主要客戶也都是學校。”據齊政一介紹，技術平臺的開發和使用讓學校食堂守住了食品安全大門。

然而，采用技術手段并沒有完全解決家長與餐飲提供者之間的信任、適合學生口味這兩大問題。“對此，我們想到了社會共治，推出‘媽媽午餐’理念。簡單說，就是引導供餐企業優先聘用在校生家長代表參與供餐企業的管理、原料采購、餐飲加工、衛生清潔等環節。”齊政一說，此舉果然增強了餐飲企業的責任心和增進了雙方信任，經過一個學期的運行，試點學校食堂和學生營養餐配送單位的訂餐量均增長一倍，食堂安全得到了切實保障。

出了事再問責，無論如何處理，都無法挽回已經造成的損失。在學校食堂安全、集中用餐安全，乃至整個餐飲行業的安全問題上，監管關口必須要前移，事后追責遠不及事前監管更加重要與有效。而在此過程中，傳統的監管模式需要創新，科技方法、監管智慧和社會共治理念的綜合運用將逐步成為必要手段。

安全痛點待消除

食品安全，是老百姓心中那一根*脆弱的弦，尤其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食品安全更加關注也更加敏感。因此，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不僅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是對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201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安排食品抽樣檢查16.8萬批次，省局安排41萬余批次，涉及近200種，3000余個檢驗項次，抽檢合格率為96.8%。在上世紀90年代，這個數字只有80%。抽檢合格率的大幅上升，反映出我國食品安全不斷向好的形勢。加之*嚴食品安全法的出臺，不僅加強了監管、加重了處罰，更重要的是在食品安全監管制度上做出了很大創新。

然而，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檢查過程中，執法檢查組發現一些在全國普遍存在的、亟需改善的問題。

“三合一”監管體制是否科學有效?地方政府應對當地的食品安全問題負總責，在此原則下，全國70%的縣、30%的市實行了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將原來垂直管理的工商、質監、食品藥品監管進行“三合一”甚至“多合一”，成立新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在方便地方政府監管的同時，這樣的體制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問題：專業力量被“稀釋”，食品安全監管職能被“邊緣”。

檢查中記者了解到，哈爾濱市18個區縣均設立了“多合一”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其中，負責餐飲專項的分別只有一名工作人員，面對巨大的餐飲消費市場，這樣的人員力量配置顯然不夠。相應地，專業人員數量不足影響了基層食品安全監管機構執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有企業就明確提出不滿：“監管部門從衛生部門轉變為食藥監管部門，現在又轉為新組建的市場監督管理局，機構和人員更換頻繁，新組建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大部分由工商和質檢人員組成，他們自身缺乏餐飲行業方面的監管經驗，水平不一。我們企業很無奈，不得不經常調整我們經營、管理方式，來適應不斷調整的監管方面的要求。”

違法犯罪行為“追究”與“不追究”的兩難。違法犯罪行為當然要追究，但是在基層執法過程中，卻有很多不可操作性。為了重典治亂，新食品安全法將大部分食品違法行為的罰款額度低限由原來的2000元提高到5萬元。然而，大部分小型食品產銷商戶根本無力繳納，又或者部分違法行為比較輕微、非主觀故意，基層執法人員很難執行，但若不執行卻又可能構成瀆職犯罪。

“要不不罰，要罰*低就是5萬元。”檢查中記者聽到不少人反映，在目前的國情下，這樣的處罰的確很難操作，同時無意中也給權力尋租提供了可能性。有企業直言：“頭發(或者其他異物)不小心進入菜品，抓住了就要罰款5萬元，有時候小餐飲為了避免如此重罰，只好關門停業。”

食品類小商小販依然是監管弱項。任何問題都擺脫不了社會發展階段的制約，當前，街頭擺攤是不少人的謀生手段，而光顧街頭小販也是不少群眾的生活方式，一網打盡不是明智之舉，也根本難以實現。新食品安全法也并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只是要求各地制定自己的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的具體管理辦法。但據悉，截至目前，全國僅有5個省份制定了配套規定。

此外，食品檢驗檢測能力嚴重不足、基層監管執法能力薄弱、環境因素導致的食品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制假售假依然猖獗等問題也還存在，不得不說，我們面臨的食品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不能什么事都一票否決，但食品藥品安全的事則必須一票否決。”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說。盡管“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是一項長期工程，但是在社會高度共識和監管層高壓力度之下，相信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將**比**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