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定思變企業積*轉型“智能制造”

　　業內人士：需警惕“空心化”風險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制造快速崛起，成為一張靚麗的國際名片，但也進入必須轉型的十字路口。內外多重壓力之下，轉型“智能制造”成為越來越多制造企業的主動選擇，一大批企業依靠轉型重煥生機。

　　在近日于天津市舉行的第十四屆中國制造業國際論壇上，業內人士表示，當前我國制造業面臨中高低端“全面承壓”、智能產業生態尚未形成、專業技術人才匱乏等問題，制造業轉型“智能制造”過程中面臨“空心化”風險。同時，我國制造業數字化水平參差不齊，需警惕智能硬件和工業軟件的盲目堆砌，帶來“數據孤島”等問題。

　　傳統制造企業積*轉型

　　近年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大批傳統制造企業依靠轉型“智能制造”重煥生機。

　　山東華興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廣敏告訴記者，華興紡織已有30年歷史，在改革開放初期，“短缺經濟”幫助企業賺到了“**桶金”；隨著市場飽和，企業仍可通過改善管理進一步發展；而當前市場同質化競爭嚴重，產能嚴重過剩，只有轉型智能才能求得生存。

　　“棉紡業工序多、管理難度大、生產效率不穩定，數字化基礎很差。”胡廣敏介紹，公司結合30年生產經驗，與專業軟件開發商和設備廠商共同搭建了智能化系統，將傳統車間改造成“智能紡紗生產線”；把業務流程用“全數據”來驅動，實現“訂單驅動”的生產模式。

　　“轉型智能紡紗以后，我們的優等品率提升了近三成，效率提高了三至四成，生產成本降低了兩成，萬錠用工量從80名降低到15名，訂單交付周期大幅縮短。”胡廣敏說。

　　華興紡織是我國紡織企業積*轉型的一個縮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信息統計部副主任翟燕駒介紹，近年來，一些紡紗企業**建設了具有較高應用水平的數字化生產線，形成了**帶動效應。目前全國建設紡紗數字化車間的企業已有幾十家，新上項目基本都達到了數字化車間的水平。數字化車間的建設使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萬錠用工量已降到15人左右。

　　與棉紡業類似的，還有軸承制造業。軸承作為工業重要部件，被稱為“制造業的關節”。

　　“以前中國軸承市場的高端部分被國外巨頭壟斷，自主品牌上千家軸承公司在中低端市場低價競爭。”瓦房店軸承集團董事長孟偉告訴記者，作為曾產生新中國**套工業軸承的老國企，瓦軸經過持續技術改造，自身關鍵制造裝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智能化水平顯著提高。借助國際市場“洗牌”的機會，瓦軸于2013年一舉收購德國有百年歷史的KRW公司。

　　孟偉介紹，以收購德國KRW公司為起點，瓦軸集團開始大規模“收購外腦”。不僅在歐洲和美國建立起多家技術中心，還用當地人才為瓦軸向“智能制造”轉型提供智力支持。如今，瓦軸集團不僅成為國內軸承市場的龍頭，其高端產品更受到諸多國際知名廠商的信任。

　　“智能制造”的發展，也使民族汽車品牌深感“鳥槍換炮”，面對市場競爭更加自信。

　　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尹同躍認為，中國有全世界*大的汽車市場、*多的互聯網用戶、*具開放心態的消費者，給了汽車廠商難得的機遇。在“智能制造”方面，奇瑞花了6年時間把原來的開發體系全部推翻，重新搭建平臺和模塊，使開發周期降低一半，開發投入也大幅降低。奇瑞汽車由初期的手工生產線、半自動生產線、全自動生產線發展到目前的數字化智能化生產線，數字化工廠、虛擬制造、智能物流、生產云平臺等效果明顯。

　　一些制造企業通過管理精益化，積*轉型“智能制造”。中車浦鎮車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施青松介紹，公司通過轉型精益生產和精益物流，大幅提升了生產和物流的效率，每年單物流一項就節省1000多萬元。公司即將建成一個“字典化”的虛擬電子數據倉庫，按照功能模塊進行數據存儲與管理。“今后所有存儲、查詢和檢索統統可通過二維碼來實現。”施青松說。

　　同時，我國一批企業正探索利用“共享經濟”使傳統行業轉型“智能”。天津匯智瑞達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斌認為，服裝制造業毫無疑問屬于傳統行業，但通過網絡平臺實現服裝制造業的“產能共享”，打開普通消費者聯系制造業的通道，傳統行業也能煥發生機。

　　“智能制造”開局良好產業生態尚未形成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我國制造業轉型“智能制造”開局良好，但也面臨多重挑戰。

　　中國企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朱宏任認為，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給制造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都帶來深刻變革。目前，我國初步形成以《中國制造2025》《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為發展統領，智能制造工程、試點示范和標準體系建設為抓手的智能制造工作整體布局；國家統籌引導、地方聯動推進、行業強化協同和企業積*實踐的多層次系統推進格局。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中西部四大智能制造產業集聚區逐步形成，多個行業已組建了智能制造發展聯盟。

　　朱宏任介紹，2017年，全國19.3%的企業已經實現了綜合集成，22%的企業具備了業務集成的良好條件，短期內有望進入集成提升階段。63.2%的企業普及了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34.1%的企業實現了關鍵工序數控化，30.1%的企業實現了網絡化協同，22.3%的企業開展了服務型制造，6.7%的企業開展了個性化定制。產生了一批智能制造試點標桿項目，智能化改造后生產效率平均提升30%，運營成本平均降低超過20%，產品研制周期平均縮短35%。

　　IDC國際數據公司中國區總裁霍錦潔認為，近年來，數字化轉型已在中國制造業達成高度共識。有84.9%的受訪企業表示，他們正在進行數字化轉型，尤其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和能力來驅動組織商業模式創新和商業生態系統重構，**他們走向智能制造。到2020年，中國40%的制造企業將通過供應鏈、工廠運營、產品與生命周期間的集成獲得新的商業價值。

　　與此同時，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我國轉型“智能制造”過程中，也面臨嚴峻的挑戰。

　　**，國際競爭激烈，使中國制造業面臨中高低端產業“全面承壓”。

　　朱宏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董明等業內人士認為，目前，美國、德國、法國等先后出臺促進制造業發展的方案，旨在通過“制造業回歸”確立新的優勢。美國提出的工業互聯網和先進制造業2.0，側重于從軟件出發打通硬件，力圖以互聯網激活傳統制造；德國提出的“工業4.0”，則側重于從硬件打通到軟件，用“信息物理系統”使生產設備獲得智能，建立完善的工業生態圈。與此同時，墨西哥、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加快承接產業和技術轉移，這給中國高端與中低端制造業帶來“前后夾擊”“雙向擠壓”的局面，中國制造業全面承壓。

　　其次，“低端鎖定”致使中國發展“智能制造”存在“空心化”風險。

　　朱宏任指出，隨著中國智能制造的持續推進，智能化改造所需的高端裝備需求量將快速增長，而國內還沒有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智能裝備提供商，面臨智能制造的巨大需求成為少數國外核心技術擁有企業的盛宴，而難以轉化為我國高端裝備升級發展戰略機遇的現實風險。目前大多數國內機械零部件企業只能生產中低端產品，尚不能夠滿足高端智能裝備發展的需求。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及關鍵智能裝備主要依賴進口，智能制造存在“空心化”危險。

　　他認為，我國裝備生產企業的核心硬軟件技術積累嚴重不足，CAD、CRM等主流工業軟件幾乎都被歐美企業主導，國內能夠進行精密控制部件生產和智能制造基礎軟件系統開發的企業與科研機構寥寥可數，國內數控機床、機器人等高端產品仍然大量使用國外關鍵部件和軟件系統。當前，跨國軟件巨頭正在加快布局智能制造生產控制和操作系統，而我國智能制造裝備產業所需的關鍵基礎零部件與操作系統和工業軟件卻嚴重缺失，成為發展“硬傷”。

　　第三，良好的智能產業生態尚未形成，容易再次陷落“技術依賴陷阱”。

　　朱宏任等業內人士認為，不管是傳統工業控制領域還是信息化領域的單個系統解決方案商，都很難滿足企業智能化改造需求，需要工業領域、信息化領域和行業服務領域的供應商協同創新。

　　總體來看，中國智能制造生態體系尚未形成，工業化改造、信息化建設和行業服務三大領域融合發展的步伐緩慢，尚未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能夠集成整個架構體系的供應商。而發達國家的**企業憑借技術優勢正在快速形成智能制造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如果應對不好，中國有可能在智能制造領域再次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的“技術依賴陷阱”。

　　第四，數字化水平、精益管理能力參差不齊，易現“信息孤島”困境。

　　IDC調查顯示，中國制造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普遍遇到缺少數字技能與人才資源的問題。霍錦潔認為，新興技術和架構的興起，使全行業傳統的IT基礎架構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盡管很多企業已經達到了一定的信息與數據轉型成熟度，但仍有很多企業面臨“信息孤島”。

　　愛波瑞集團董事長王洪艷認為，中國50%至60%的企業處在工業2.0階段，30%至40%的企業處在工業2.0至工業3.0階段，不足5%的企業達到工業3.0水平。中國制造業同時面臨工業2.0補課和工業3.0向工業4.0邁進的雙重挑戰。在實施智能制造的路上，*大的“黑洞”是忽略基礎管理提升，只提升硬件設備和信息化軟件，形成“信息孤島”。

　　朱宏任認為，許多企業對智能制造的認識、路徑選擇、重點改造方向、實施策略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困惑和誤區。“目前大家普遍重視智能制造的技術特征，即各種先進技術、系統應用，而忽視了智能制造出現*基本的驅動力。”朱宏任說，“整個工業運作模式轉化，要求企業不僅僅需要軟件、技術裝備、更需要企業的運營模式、管理模式進行深刻的變革。”

　　補齊短板構建智能產業鏈

　　中國兵器科學研究院院長王玉林等業內人士認為，“智能制造”正引發制造業發展理念、制造模式的重大變革。應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融合、制造與服務融合來提高服務、產品制造的能力，以及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能力，使制造業重新獲得競爭的優勢。

　　業內人士建議，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實現由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的歷史性跨越。

　　**，樹立系統性變革創新理念。朱宏任認為，推進智能制造意味著企業必須進行系統性變革，既包括制造思維的深刻改變，也包括工業化改造和信息化建設的深度融合，還包括組織架構、運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顛覆性創新，甚至還包括勞動用工、員工技能、崗位結構的重新調整。“如果說智能制造是一場即將深刻影響中國制造業的浪潮，那么制造思維的變革為首要，員工精益思想與創新沖動為支撐，設備、系統的升級為基礎，各個環節缺一不可。”

　　其次，補齊硬件、軟件、生態短板，構建市場需求拉動的智能制造產業鏈和創新鏈。業內人士建議，我國要確立“以我為主”的智能制造發展思路，充分發揮國內消費需求升級和各類產業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市場牽引作用，瞄準高端技術、裝備和軟件系統，由行業龍頭企業牽頭，政府支持，運用市場機制組建創新產業聯盟，協同突破智能制造所需的關鍵共性技術、裝備和軟件系統，推動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和軟件業實現“彎道超車”。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立足中國工業1.0、2.0、3.0并存的現實，鼓勵企業結合實際探索轉型路徑。

　　第三，充分借力“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發展紅利。王玉林認為，我國制造業轉型“智能制造”需與“互聯網+”緊密結合。建議進一步通過互聯網整合生產要素，推動企業間創新協作，提高設計生產和服務能力，優化配比資源，重塑產品結構和企業架構；充分利用大數據中包含的信息進行分析，建立全面的標準件、元器件知識庫，并建立共享使用機制。

　　第四，以改善企業管理為起點，實現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雙輪驅動”。王洪艷認為，智能制造的發展必須依靠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兩個輪子“雙輪驅動”，通過精益管理優化制造流程，從而實現生產成本*低化、企業效率*大化。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局長白英姿認為，以精益管理為基石邁向數字化，再到智能化，也是“走出去”的必由之路。白英姿指出，美國、日本等國的跨國公司成功進行海外擴張，**是其管理足夠精益，足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附加值、提升產品核心競爭力。有的裝備制造業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屢屢碰壁，除了缺乏系統解決方案的能力，更重要的產品質量不夠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