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書

“綿”字

篆書

“棉”字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上的“棉”字

南宋佚名所繪《耕織圖》中的婦女紡織場景。

西漢時期印度產的印花棉布，藍色地顯白色紋樣，左下方格內為菩薩像。（152 0173 3840年新疆尼雅跨越一號墓出土）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棉籽雖呈黃褐色，但保存完好。

倪方六

一般認為，棉花是宋元時期開始在中國推廣種植的。明代以前，漢字“棉”幾乎很少見到，古人大多是用“綿”字。但考古發現證實，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已經穿棉織品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巖崖洞先秦船棺墓中就曾出土有棉布殘片。那么，棉花是怎么傳入中國的？主要傳入路徑有兩條，一條是通過甘肅、新疆境內的“西北絲綢之路”，另一條則是經過四川、云南境內的“西南絲綢之路”……

“棉”字為何到北宋時才出現？

《甕牖閑評》：“白疊，布也……木綿，亦布也”

“綿”曾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而不是“棉”。宋朝時，或是為區別于蠶絲綿，造出了一個“檰”。其意思很明顯，這種綿是木棉樹上出的；再后來直接簡化為“棉”。北宋時，“檰”、“棉”二字才得到官方認可，并被收入到宋真宗敕編的《大廣益會玉篇》。

對于“棉”字的來歷，北宋袁文《甕牖閑評》一書稱：“白疊，布也。只合作此‘疊’字，今字書又出一‘’字，為白疊也；木綿，亦布也，只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為木棉也。二者皆非也，推其類而求之。字如此者甚多，《左氏傳正義》云：‘字者孳乳而生。’既有此‘疊’字，遂生此‘’字；既有此‘綿’字，遂生此‘棉’字，其孳乳豈謂此耶？”疊是“疊”的繁體，白疊就是棉布。但《甕牖閑評》所說僅是袁文的一家之言，實際上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已發現了“棉”字，只是那時“棉”尚未進入大眾的生活。

“檰”、“棉”的出現和異變，說明棉花、棉布已進入了宋朝人的生活。這與棉花的引進和在中國的推廣以及棉織品在中國的消費情況是一致的。

*早的棉布出現在先秦時期？

《尚書》：“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古人的服裝衣料來源在早期主要是麻葛、絲織品、毳[cuì]皮，布都是用麻、葛一類植物纖維織成的，即所謂“苧布”、“葛布”等。因為普通人多著麻布衣，漸漸地“布衣”成了老百姓的代稱。

那么，在引進棉花、使用棉織品之前，中國真的就沒有棉布么？據《尚書·禹貢》，當年的“揚州”要向夏商王朝進貢，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一說。這里的“島夷”指東南部沿海一帶，如今的海南島都屬揚州的“南者”；有一種觀點認為，“織貝”就是一種**棉布，作為當地特產進貢。南宋學者蔡沈即持此觀點，他在《尚書集注》中注稱：“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可“卉服”是什么？過去認為是一種草編的衣服，曾隨被謫貶父親蘇軾一起在海南生活過的蘇過，證實北宋時的海南居民就穿著卉服。這種卉服即是一種棉衣，只是比“織貝”質量要差。他在《斜川集》中稱：“居島夷，其民卉服鼻飲……島夷績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吉貝，即棉花梵語karpasi的音譯，又有“白氎”、“白疊”、“帛迭”、“白緤”、“缽吒”等多種稱謂，古人還誤寫為“古貝”。

盡管《尚書》中所說的“卉服”、“織貝”是不是棉布爭議很大，但有一種“榻布”則被更多的人認為是棉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便提到了這種布：“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榻布亦稱“荅布”、“都布”，都是棉織品。

現代考古已證實，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已穿棉織品了。1978年9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巖崖洞先秦船棺墓葬時，發現一位年齡在55至60歲男性死者所穿的紡織品殘片，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所鑒定，有大蔴、苧蔴、絲、棉布四種質料。

死者為古越族人，所發現的棉織品為一小片青灰色棉布，這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早的棉布實物。船棺木材的年代距今3500年左右，相當于商代。即使減去千年樹齡，這塊棉布無疑仍屬先秦時期。

中國*早的棉花源自“身毒國”？

《后漢書》：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

文獻和考古都已證實先秦時中國已有棉織品，但這并不能證明棉花是中國原產。現代植物學證實，棉花的種屬主要有非洲棉（草棉，粗絨棉）、亞洲棉（樹棉，粗絨棉）、陸地棉（細絨棉）、海島棉（長絨棉），這些棉花中沒有一個品種是中國原產。如武夷山先秦船棺墓葬中發現的棉織品，就屬于木本棉（樹棉）。這種木棉與古人常常弄混的“攀枝花”是完全不同的品種，屬于源于印度的亞洲棉。

棉花進入中國主要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入的，也不排除從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的可能。陸上絲綢之路，除了通過甘肅、新疆境內的“西北絲綢之路”外，還有一條經過四川、云南境內的“西南絲綢之路”。棉花經西北絲綢之路**傳入新疆，又稱“北路傳入”；而經西南絲綢之路**傳入云南等地，又稱“南路傳入”。從史料和考古發現來看，在棉花的傳入上南路遠早于北路。

秦漢時，中國西南已有一條通往印度的古道，經四川、滇西，通過緬甸北部，進入印度的阿薩姆。“阿薩姆”正是亞洲棉的原產地，中國西南境內的木棉就是沿此路線進入的。印度棉花*先到達的中國云南與緬甸邊境上的區域，具體說是史書上所記載的“哀牢夷”。《后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條稱：“知染采文繡，罽毲[jì duō]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

對“罽毲帛疊”一說，唐代章懷太子曾作引注：“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晉郭義恭《廣志》亦稱：梧桐木就應該木棉花：“梧桐有白者，剽國（古緬甸）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

哀牢夷后被漢朝征服，并設永昌郡。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武帝時開通西北絲綢之路的博望侯張騫在出使大夏時，看到了蜀布、邛竹杖，便打聽從哪來的，被告知“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這里的“身毒國”即今印度。

西南地區從印度引進亞洲棉不晚于漢朝，到唐朝時西南植棉紡布已很普遍。唐樊綽《蠻書》記述云南特產時稱：“蕃蠻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為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女人通服之。”“婆羅樹”就是印度木棉花。

西域是何時開始種植棉花的？

《梁書》：高昌國“繭中絲如細纑，名為‘白疊子’”

相對于南路，棉花從北路傳入的路徑更為清晰，即從西巴基斯坦進入西域，再由西域東傳，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后到達陜北一帶。

西域引進的棉花品種是一年生草棉。草棉又稱“非洲棉”，也原產亞洲，這種棉花生長季短，喜干旱氣候，而新疆正好適合草棉的生長。但在棉花引入西域的時間上有不同說法。

證明西域種植草棉的*早史料見于《梁書·高昌傳》：高昌國境內，“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這段記載不僅說明西域在南北朝時已廣泛植棉紡布，還用棉布來做交易。

現代考古發現證明，西域引進棉布比植棉要早，新疆出土*早的棉籽是吐魯番境內出土的晉代已炭化棉籽，而出土棉布的時間很早。如1996年在新疆且末縣扎滾魯克二號墓地上，出土了西漢時期紅色棉布裙衣；1995年在民豐縣尼雅遺址上發掘的8號墓中，出土有絹緣棉布單、棉布方巾等漢晉時期的棉織品，這些質地精致的棉織品都是從印度傳過來的。

到了宋朝，棉花開始北上、東傳，但大規模植棉和消費棉品則出現在元朝，松江府人黃道婆將海南的紡棉技術帶到了上海，帶來中國棉紡織技術的飛躍；明朝時，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以行政命令強推植棉。為何出現這種情況？學術界說法不一：“品種說”稱早期棉花品質差，普及價值不高；“絲蔴說”則認為，高度發達的絲綢業和蔴織品影響和阻礙了棉業的發展……筆者認為，需求是決定棉花引進、推廣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宋朝時中國人口破億，此后除元朝外，中國人口爆炸式增長，國民穿衣吃飯的壓力驟增，比絲麻更高產、廉價的棉花剛好適應這種剛需。清朝于十九世紀后期，又從海上引進了更為高產、優質的陸地棉和海島棉，也是需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