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仍然處于下降的慣性之中，利用這個機會繼續搞好結構調整乃是合理的選擇。中國經濟，在危機之初采取“４萬億元”強刺激政策之后，及時總結了經驗教訓，同時借鑒了美國供給側經濟政策的做法，迅速轉變了宏觀經濟調整政策的方向，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路徑，做到了經濟總量目標與結構調整目標有機結合、短期目標和中長目標的有機結合，走上了一條適應“新常態”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這條以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經濟發展新路是正確的，要有韌性繼續堅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含義主要有三。一是表明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從主要靠需求側因素，轉向為主要靠供給側因素。經濟發展無非是需求與供給，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兩者之間的關系經歷著以下三個演變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為基本需求短缺時代，供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工業化中期階段為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時代，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出現了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經濟發展工業化后期階段為多樣化個性需求時代，有效供給又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出現了新的供給學派（里根時代）。這就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的基本來源。

二是表明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經由注重總量目標，轉變為主要注重結構目標。結構問題可以歸結為提質增效問題（還包括減少外部性問題）。宏觀上，結構調整思路包括所謂“加減乘除”４種基本做法：其中，“減法”是指用壯士斷腕的毅力，下決心砍掉技術落后、環境污染嚴重的過剩產能（包括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以及完善破產制度），如鋼鐵、水泥、紡織、小化工等；“加法”是指大力發展優勢高新技術產業和其他新興產業和業態，努力培育接替性新的產業增長點；“乘法”是指依靠先進技術，如ＩＴ、互聯網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確保產業技術不斷得到有效的進步和提高，以全面提升各產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除法”是指按照“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加大清潔生產和“三廢”排放治理投入力度，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生產。在操作層面上，則包括２０１５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５大任務：其中去產能、去庫存，指淘汰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方法是減產和破產，同時需要制度創新；去杠桿指防止金融風險，經濟借貸率太高，在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時，需適當降低借貸水平，平衡點在于企業利潤率高于貸款利息率，以及還款總量大于利息總量，否則就會出現違約行為，*終導致壞賬以致金融危機；降成本指供給學派的減稅政策和減少審批，為有效供給提供適宜的發展環境；補短板指培育新的有效供給，新的增長點，創新新的需求。

三是表明體制機制改革已經由產品服務的市場化改革深化轉變為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上來了。經濟發展*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怎樣生產（如農業）；轉變發展方式主要靠全面深化改革。體制機制改革與擴大內需和技術進步共同構成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總體看，目前我國體制改革尚處于中間階段，即產品與服務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而更為重要和深層次的生產要素的體制機制改革還有待深化。未來生產要素改革的幾個重點應該包括企業管理制度改革（國企等）、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和宏觀調整體制改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