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劉艷濤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也是生物醫藥領域的后起之秀。如今，日本在生物醫藥領域世界排名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德國。不過日本的生物醫藥發展路徑同中國、印度等在此領域起步較晚的國家的路徑別無二致。

　　起初，日本生物醫藥發展同樣是走研發外包—仿制藥—合資研發自主研發新藥的路線，并且這種路線延續了幾十年，隨著日本政府對生物醫藥的重視，把生物醫藥作為其經濟增長點的國家戰略時，仿制的路線才有改觀，而推動這一轉型的是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2004年12月，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牽頭的“生物科技戰略會議”已出臺日本生物工程發展戰略大綱，該戰略的支柱是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生物技術研發的投資。日本用于生物技術研發的費用為4400億日元。此外，日本對轉基因食品，生物新藥和人造器官等生物技術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審查標準，對新藥的審查時間是歐美國家的2倍，日本產業界對此表示不滿，呼吁政府放寬對生物產品的管制，縮短審查時間。

　　目前，他們所采取的不是全方位發展戰略，而是根據自身優勢，集中資源，推動本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資料顯示，2003年財政預算中，有5千億日元與生物技術的研發相關；除了政府預算外，47%的科研基金也被用于生命科學項目。通過“科學技術基礎計劃”加大對研究開發的投入。除財政撥款外，稅收鼓勵機制對于生物醫藥產業創新也非常重要。近年來，政府完善了稅收抵免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科學技術基礎計劃”*大地促進了公共研究機構(包括大學)的研究成果商業化、市場化，形成現實生產力。商業化形式很多，公共研究機構可以以專利技術來組建新公司，也可以加強與企業的合作研究；鼓勵在大學建立聯合研究中心，以此作為促進產學研合作的平臺，使知識與產業需求相結合，提高生物醫藥產業的創新能力，*終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日本的生物醫藥創新政策顯示出“獨立發展原則”的特點，這與美國發展的網絡型研究體系不同。美國的網絡型研究體系傾向于公司和大學參與；而日本的研究體系過于集中于大型企業，與大學的聯系相對較少，導致大學只注重基礎研究，而一些小企業又很難得到風險投資的支持，因而日本企業與大學聯合發展的戰略氛圍一直沒有形成。

　　同時，日本政府不僅在財政與立法上予以藥物開發各項幫助，也積*協助國際專利的取得。2002年年初，教育、文化、運動及科技等部的官員宣布組成一個專家團隊，協助取得蛋白質研究與特定新藥開發專利。為了確保日本后基因時代的競爭優勢，該團隊將由相關技術的研究員和熟悉知識產權、國際專利事務的律師組成，旨在使未來的研究者能夠更專注其研究主題，并增加國際專利數目，以增進其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