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期的煩惱

　　突破行業困境，推動轉型升級，是紡織企業必須直面的課題，但這條路并非坦途。

　　通常意義上，推動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途徑在于提升產品層次。作為基礎支撐，**需對生產裝備提檔升級。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我縣紡織企業的裝備水平普遍已經很高。

　　就家紡布織造而言，如東起步早，行業規模大，在多年的市場磨礪中，企業練就了較強的質量控制能力。“*高水平能織到120支。”雙甸鎮經濟發展局局長陳曉進表示，根據他對當地紡織企業的觀察，設備使用年限短、車臺運行質量高是普遍特點，“哪種新出的機器先進好用，用不多久就會普及開來。”

　　“布賣不上好價錢，但布的質量的確非常好。”岔河鎮工業助理許璐也表示，盡管應有的高端效應在市場上顯現不出，但紡織企業的裝備水平已然達到了行業**水準。相比國內其他地區，在常規品種的質量控制上不遑多讓。

　　若要實現對更先進生產設備的追求，當然也不是全無空間。理論上，紡織設備制造與研發會不斷進步，運用更先進設備，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大競爭優勢。不過關鍵的制約在于，站在較高的基準線上，這種投資與回報往往不成比例。

　　“比如我引進純進口設備，比現有機器每臺要貴上十幾萬甚至幾十萬，那得虧死。”南通建嘉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建國說，如東家紡坯布質量已然相當不錯，在不高的利潤空間里，引進更先進機器所產生的有限附加值，完全無法覆蓋投資成本。

　　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考慮，在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進行的智能化改造，在紡織企業中也很難行得通。“費用相當昂貴。”南通世紀天虹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唐雪峰介紹，2018年，母公司天虹集團在徐州建立智能紡紗工廠，耗資高達十幾億元，普通企業難以承受。

　　黃建國則表示，織造行業有其特殊性，尤其是織布，某些工序無法完全實現自動化，仍然需要有人去操作，這就意味著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即使進行流程再造，也很難達到高度的智能化。“原有工人可能會因能力水平難以同步提升被淘汰，而新的工人必須具備更高的素質水平。”唐雪峰認為，從現有勞動力供給結構看，這即使不能算一個悖論，實現難度也很大。

　　退一步說，即使企業有意愿進行力所能及的改造，成本的消化同樣是一個問題。“你認為一下可以節省10個人的工資，但若是算上方方面面的支出，真正收回投資可能需要幾十年。”江蘇松柏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譚燕紅說。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紡織行業已經進入成熟期。”在南通源野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袁祥看來，“單靠設備改進去拉動轉型升級，空間已然很小。”

　　創新的束縛

　　作為行業成熟的標志之一，紡織企業開展創新的難度越來越大。

　　“從基礎創新來說，圍繞布這種產品，手段幾乎已經窮盡。”袁祥從事坯布織造行業已近20年，他盤點，在織造方式上，有平紋、斜紋，大提花、小提花，后來又發展了色織。在布料材質上，從純棉、滌棉、化纖、人造棉到蠶絲、竹纖維，但凡人能想到而又可以利用的材料都已經進入這個行業，要想開發全新的品種，越往后必然越困難。

　　除此之外，創新必須考慮市場的接受程度。南通恒暢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正旭說，家紡布是一種原料產品，織企自身對創新其實沒有足夠的話語權，必須緊隨市場潮流而動。“如果自己擅自開發一種新品，可能需要三五年才能得到市場認可，也可能永遠得不到認可。”

　　江蘇松柏紡織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汽車內飾布生產，部分汽車的座椅和頂棚會用到這類產品。與家紡布料一樣，內飾布也處在配套環節。“無論如何創新，都必須符合客戶需求，產品再新穎，也需要強有力的客戶把它推上去。”譚燕紅說。

　　在南通永尚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顧旭春看來，坯布織造領域的產品創新，“邊際效用”正在遞減。他認為，創新的作用，是把產品從低端提升到高端，從高端提升到更高端，但在紡織行業，每個層次的產品都已經十分豐富。“所謂產能過剩，是指高中低端產品統統過剩，并不意味著高端就一定賣得掉。”

　　對于當下的紡織業而言，有一種特定的組織創新亦值得關注。“目前全縣已經有四五家企業在新疆投資建廠，據我們了解發展得還不錯。”縣發改委黨組成員、工業和信息化局專職副局長袁衛華說，企業在當地享受稅收、社保、用地、用電等優惠政策，生產成本大幅降低。

　　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隨著行業內部分企業向新疆、東南亞等地轉移，“走出去”正成為織企轉型發展的可選項。但在袁衛華看來，這種選擇并不具備推動轉型的“普世價值”。

　　一則因為“走出去”需要足夠的資金實力，企業小于一定規模，產能轉移無從談起；二則隨著落戶企業逐步增多，政策紅利很可能會被稀釋。“比如內地去10家企業，每家補貼10萬，去100家企業，每家的補貼可能就只剩下1萬。”他表示，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導，而非無限期供養某個產業。

　　至于在東南亞一帶，資源使用成本也并非如想象中那樣低廉。南通萬譽服飾有限公司在越南設有分廠，副總經理朱群琪觀察到，國內的一些紡織企業落戶周邊的緬甸、柬埔寨一帶，通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每月一發工資，工人便不來上班，等到工資快花完才陸續上崗，嚴重影響正常生產秩序，以至部分企業不得不從國內帶工人過去。“越南的情況好一點，但各項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人心思“歧”

　　惡性競爭，相“礙”相殺，是紡織業的另一道底層風景。

　　“布越是出不去，越要相互殺價。”談起行業現狀，黃建國顯得很無奈。他記得去年年中時，棉紗價格波動劇烈，企業成本控制難度加大。“原料剛進回來，馬上又跌了，客戶就會要求降價提貨。別人都在降，你不降？”

　　周正旭也深有體會。“**個人賣10塊8，第二個人賣9塊8，第三個人咬咬牙可以賣到9塊6。按常識判斷，這時其實已經沒有利潤了。”他表示，除了“隔空”殺價以外，部分同行甚至直接搶客戶，他就曾遭遇過自己的合作客戶被別人以低價‘截胡’的情況。

　　“困境面前，企業自降利潤謀求生存無可厚非，但應該守住底線。”周正旭說，部分企業本身管理混亂，在稅費、社保等方面的費用較其他企業要低，因此可以超常規地壓縮產品價格，對其他規范企業形成很大的沖擊。

　　但在利益面前，道德通常是十分脆弱的。陳曉進向記者講述了這樣的案例：去年，雙甸鎮曾有10多家紡織企業相約同去山東某展會上開拓客戶。洽談中，由于企業負責人之間溝通不暢，各懷心思，同樣的產品在同一家客戶那里給出了不同報價，*終演化為相互殺價，敗興而歸。“平時的關系應該不錯，才會相約參展。誰能想到，可能只因為幾分錢的差價，聯盟就土崩瓦解。”

　　“行情低迷時，哪怕幾家企業能夠聯合起來攻下一個大客戶，將訂單分割，也比苦守在家吃不飽餓不死強。”袁祥認為，按照如東紡織的技術水平，統一產品質量并不難，難的反而是統一價格，所以這事通常做不成。

　　事實上，沒有有效的行業聯盟，一直是如東紡織行業的發展缺陷。記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如東縣紡織商會即已成立，隨后幾個紡織大鎮也都建立了鎮一級的紡織協會，但在加強企業溝通、調節行業生態等諸多方面，多年來，行業組織并未能發揮應有作用。

　　“問題還在于人心不齊。”岔河鎮紡織協會秘書長嚴麗培告訴記者，該協會成立于2008年，當時正值金融危機爆發，不少紡織企業主動找到鎮上，希望成立一個行業組織“抱團取暖”。“剛開始，企業還能積*參加活動，聽從協會調度，后來行情逐漸趨好，企業活躍度降低，久而久之，協會便形同虛設。”

　　兩三年前，顧旭春張羅幾十個紡織老板建了個微信群，目的也是為了加強聯系，互通有無。“開始群里很活躍，號召也人人響應，后來氛圍就淡下來了。”他嘆了口氣，“只要日子過得去，大家就要盤算自己的‘小九九’”。

　　作為岔河鎮紡織協會副會長，顧旭春一直在呼吁企業聯合控制產能，但人心思“歧”，讓理智的聲音變得*其微弱。“只要行情連續趨好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波設備增加潮。“好上一兩個月，看一看；三個月，心上癢；有了四五個月，擋都擋不住。”

　　“在浙江柯橋、許村一帶，當地的紡織業規模雖然不是特別大，但背靠強有力的行業組織，企業間聯合度*高，抗風險能力很強。反觀如東，這方面就要遜色不少。”縣紡織商會會長冒國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