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29 來源:互聯網
在河北省高陽縣,幾乎每個當地人都將家鄉的紡織業引以為傲,那么,高陽為什么會形成紡織產業、高陽紡織究竟發端于什么年代?
河北省高陽縣是**的紡織之鄉,高陽的紡織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至今已有約400年。近年來,高陽縣建設了占地3500畝的
梭行之始,巾業之城——高陽縣紡織產業介紹
1 緣起
高陽歷史上地勢低洼,河流交錯,是有名的“十年九澇”地區。明初,棉花種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艱難的高陽農戶已種植棉花,紡線織布。
到明萬歷末年,高陽縣種棉、紡線、織布已遍城鄉,這里出產的土布很受歡迎,布線市場開始成型。
清代,高陽紡織得到長足發展,主要表現在印染技術上。當時,高陽織出的布不僅有藍、紅等各種色澤,還出現了扎染、蠟染工藝和許多新式花型圖案,受到周邊地區人們的喜愛。高陽逐漸發展為地區性紡織中心。
乾隆年間,時任直隸總督的方觀承以高陽一帶農戶植棉、紡織、印染的生產情景繪成16幅《棉花圖》供乾隆御覽。乾隆看后十分高興,遂在每幅圖前題詩歌詠,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
《棉花圖》拓本有圖十六幅,計有布種、灌溉、耕畦、摘尖、采棉、煉曬、收販、軋核、彈花、拘節、紡線、挽經、布漿、上機、織布、練染,每圖都配有文字說明和七言詩一首,似連環畫。書前收錄了康熙(玄燁)《木棉賦并序》,是我國僅有的棉花圖譜專著。方觀承以乾隆皇帝途經保定觀視腰山王氏莊園的棉行為背景組創棉花圖,將這部繪圖列說,裝裱成冊。乾隆皇帝對《棉花圖》反復誦讀,嘆為觀止,備加贊許,乃執筆為每圖題七言絕句,共十六首。如“灌溉圖”題詩:“土厚由來產物良,卻艱治水異南方,轆轤汲井分畦溉,嗟我農民總是忙。”“織布圖”題詩:“橫律縱經織帛同,夜深軋軋那停工,一般機杼無花樣,大輅推輪自古風。”這些詩精工典雅,義蘊萬千,為該棉花圖增色不少。因此,《棉花圖》又稱《御題棉花圖》。同年七月,《棉花圖》包括乾隆的題詩被刻在十二塊端石上。其中十一塊長118.5厘米,寬33.5厘米,厚14.2厘米;另一塊長89厘米,寬41.5厘米,厚13.5厘米。全文為陰文線刻,線條精細,房舍規矩,人物鮮活,畫面各具形象,突出了主題,反映當時農民艱苦勞作情景,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再加有乾隆皇帝的題詩,其詩筆法蒼勁,揮灑傳神,堪稱難得的藝術珍品。對于今天研究我國繪畫發展及傳統繪畫技法之演變,具有重要資料價值。其畫法之精妙,刻技之多樣,捶拓之精工,足以反映我國古代文化之深邃。原石尚存在河北保定市蓮池書院之壁間,現歸河北省博物館收藏。歷經二百余年,至今完好無損。
清朝末年,高陽傳統手工土布市場已經形成。據史料記載,152 0173 3840年,高陽莘橋村集市可日銷土布近千匹,縣城集市可日銷土布1200匹,但仍局限于每家每戶自己織布的傳統手工業,尚未形成真正的近代
152 0173 3840年,留祥佐村人王世穎**購進日本生產的鐵輪織布機,從事寬面土布的生產,成為高陽**家引進鐵輪織布機的廠家。八年之后,銳意改革的光緒皇帝聞奏王世穎用鐵輪織布機織布的事跡,興奮的賞其七品知縣頂戴。王世穎面對突然降臨的“榮譽”,惴惴不安:我一個布衣百姓,哪能與知縣齊名,就叫我七品老百姓吧。在王士穎的帶動下,第二年,高陽縣城幾家織戶又集資購買了日產織機兩架,織造寬幅洋布。
但是,僅憑幾家織戶的幾臺鐵輪織布機,仍無法抵擋國外高質、低價洋布的傾銷,高陽土布市場一度大幅萎縮,大量傳統布商面臨破產。在安逸的農耕文明中發展了上百年的高陽土布業,**次面臨“生死考驗”。
2 轉型
1905年,高陽商會正式成立,會址設在縣郊南街關帝廟。成立后即派人赴天津學習鐵輪織布機織造技術,并回購日式鐵輪織布機貸給城鄉織布戶,教以織法,賒給
另一方面,商會還創立商業夜校,聘專業人士為教員,對各商家學徒進行短期培訓,解了新式紡織
商會將學校作為高陽布業發展的希望所在。初等預科學校學制本為4年,首批40名學生修業3年后,成績已多達高等小學程度。商會認為這些學生“殊多可造之才”,年齡又正好夠上中等學校,于是將原校擴辦為中等商業學堂,后來呈當時的農工商部批準,正式定名為高陽甲種商業學校。
到抗戰前夕,商業辦學共計20余年,培養人才數百名,還將不少有志青年輸送到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深造。學校培養的許多畢業生,后來成為高陽布商中的領軍人物。
在高陽商會的大力推動下,高陽紡織業迎來新生。1909年11月,天津商會與直隸工藝總局為籌備參加南洋賽會開辦勸工展覽會,在參賽一萬多件展品中,高陽土布榮獲“優等**金獎”,其中,“金雞報曉”“三馬頭”牌印花布、國貨精品布,曾作為這一時期民族紡織業的代表性產品而風靡一時,使高陽成為華北近代**的鄉村工業聚集地。
3 興盛
使高陽紡織產業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是高陽布商創立的一種被稱為“撒機制”的生產經營制度?!叭鰴C制”指的是布商們把鐵輪織布機賒售給農民,并把機紗分發到農民家中進行生產,在回收布匹時付給農民手工費,機價從手工費中扣除。這就可以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價格偏低的優勢,使高陽實現了鐵輪織布機的迅速推廣。
對此,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吳知在1936年出版的《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一書中評價:“高陽織布業創造了作為中國鄉村工業化模式之一的‘高陽模式’”。
“撒機制”的成功推行,讓高陽紡織業迎來了**次興盛。
1917年4月27日,高陽布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直隸商會會長的張造卿在《全國商會聯合會會報》上發表了一篇介紹高陽紡織產業的文章,其中寫道:“民國五年,該縣銷售改良布匹,總額為168.85萬匹,總值1227.3萬元……查*近三年海關貿易冊,棉布入口平均之數,為7167.1萬兩,折合銀元為10456萬元,高陽一縣之內,所值之數已逾輸入額的十分之一……”報告中提到高陽改良布匹的產量占比超過全國
到1920年,高陽已擁有布線莊60家,外莊(布線莊設立在外地的分號)遍布11個省的34個市縣。
4 起伏
高陽紡織業的**次興盛僅僅持續到了1920年。**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西方洋布卷土重來,同時又有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棉白布的競爭,導致高陽棉白布的銷量急劇下降。高陽商人求新求變,先后開發出條格布、人造絲提花布等
這一時期,高陽布匹的銷售網絡遍及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甘肅、新疆等國內20多個省區,甚至遠及東南亞地區。
高陽紡織迎來第二次興盛的另一個表現,是天津“高幫會館”的成立。1925年至1926年間,張造卿組織在天津經商的高陽商號按資金多少攤款集資,在三條石東口大王廟附近蓋了南、北兩幢樓房,共200余間房,正式命名為“天津高陽商幫會館”,通稱“高幫會館”,為高陽商戶駐天津外莊人員住宿和經營買賣使用。后來,“高幫會館”不僅是高陽商人駐地,也成為天津紗布的一個交易所。
高陽紡織業的第二次興盛也僅持續了數年。20世紀30年代初,受世界經濟危機和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市場喪失等影響,高陽紡織業發展再次面臨考驗。
1934年開始,隨著全國經濟形勢好轉,高陽布商又迅速抓住市場契機掀起了高陽紡織業的第三次發展高潮。
這一時期,高陽的印染業從手工染發展到機器染。1934年,全縣共有大小印染廠200多家,蚨豐、義豐、元新、仝和、合記、恩記、鴻記、酉記等14家工廠有工人1550名,管理人員220名。蚨豐、仝和、恩記、合記,被稱為當時印染業的四大名廠。高陽布區覆蓋高陽、蠡縣、安新、任丘、清苑、肅寧、河間等地。東西長約45公里,南北寬約25公里,囊括了500多個大小村莊。因為高陽是紗、布的集散中心,所以當時在這一區域所產之布,統稱為“高陽布”。
1937年“七七“事變后,高陽縣城一片混亂。大商戶蚨豐、大豐、仝和紛紛遷往平、津、保等大城市。高陽染織業完全倒閉,只有幾戶雜貨鋪被迫維持營業。
5 延續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高陽紡織業得到快速恢復和發展。21世紀以來,高陽毛巾、毛線、毛毯三大主導產品占全國市場份額曾一度達到38.8%、24.7%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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