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金融危機后*復雜的一年，中國經濟在寬松環境下實現了堅實的復蘇。而2011年承載的歷史意義重大，因為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首啟之年，所以政策將作出新的轉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積*穩健、審慎靈活，重點是更加積*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實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

那么，201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到底如何實施？本期中國經濟時報圓桌論壇將圍繞相關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今天邀請到的嘉賓有：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王健，國家信息中心中國經濟信息網信息總監朱幼平。歡迎各位！

中國貨幣政策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

中國經濟時報：從貨幣政策實施的目的而言，中國宏觀調控的*大特點是什么？

左小蕾：我覺得*大的特點就是根據形勢的變化作出合適調整，這是很大的進步。以前在時間點上把握得不好，現在把握得很好，去年第三季度的數據還沒宣布的前**就說要作出貨幣政策調整，因為第三季度很重要，第三季度經濟增長9．6%，這說明連續四個季度中國經濟都在均衡水平上增長，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走出危機了，然后在當天就宣布把利率調上去，貨幣政策及時轉向，我覺得時間點把握得很好。當然也有一個無可奈何的方面，就是去年的錢發得太多了，如果去年發個7萬億，壓力就小得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太多的錢進了房地產領域。

一定要把通脹所有的因素分析清楚，貨幣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貨幣政策用于調整合理的流動性，而且要動態地、不停地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中國經濟已經走出危機，經濟增長的態勢已經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發太多的錢，不能刻意推動更高的增長，否則就會把通脹推上去。

易憲容：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無法通過有效的數據給出一個較好的預期。在我看來，貨幣發行過多，流動性泛濫是這一非常時期貨幣政策的重要特點。盡管這種政策?貨幣寬松在危機時期對保持經濟增長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這種貨幣政策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式的通貨膨脹是由貨幣過多引起的，但過多的貨幣并非平均地同時流向各個行業，而是先流入強勢部門或行業（比如樓市與股市），然后由這些行業去投資或消費來推高商品或服務的價格水平。關聯行業價格上漲、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資或消費，再對這些行業需要的產品價格產生影響，然后傳導到食品價格上，*終引致全面通貨膨脹。

國家干預是必不可少的

中國經濟時報：那么，政府干預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健：在我看來，政府干預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為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隨著全球實體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和國際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直接壓力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特別是2008年9月份以后，危機的不利影響和沖擊明顯加重，2008年第四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長率降至9%，是7年來的*低點。伴隨經濟下滑，一些行業、企業經營困難，財政減收，就業壓力增大，民生問題突出。

面對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和*其復雜的國內外形勢，黨中央、國務院靈活果斷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迅速推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形成并實施“一攬子刺激經濟計劃”。中國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干預政策，把擴內需、保增長與重民生、促和諧結合起來，把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轉變發展方式等長遠戰略結合起來。到2009年底，這些應對危機的政策成效明顯，較快地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實現了國民經濟總體回升向好。

朱幼平：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對于中國來說，市場經濟機制發育很不完善，國家計劃經濟的色彩還相當濃厚，所以我們是轉軌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像我們這種總效率不太高、資源配置不完全依靠市場的經濟體反而能夠躲過這場經濟危機的沖擊，故此就有很多人在思考：國家行政力量干預經濟是不是對經濟的運行有很大的作用？我認為，國家的干預是必不可少的。我曾在156 0190 2607年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混合經濟體制。混合經濟體制是市場配置一部分資源，計劃也配置一部分資源。但是為什么仍然會有計劃配置一部分資源呢？這是由資源的特點決定的。有的資源配置依靠市場競爭，比如餐館等；但是，有些資源是有規模經濟效益的，用行政力量干預的話，可能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更高，比如青藏鐵路等，用我們的話說就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還是需要政府干預的。當然，要看什么時候，比如，美國對很多企業尤其是搞金融創新的企業的監管不力，導致了金融危機，*后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所以，對市場進行監管的行政干預在一定情況下必須發揮作用。

中國實踐對傳統經濟學的理論貢獻

中國經濟時報：就現實而言，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遇到了哪些挑戰？

王健：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及危機后各國政府均采取了政府干預政策，表明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局限性和政府干預理論的有效性。

國際金融危機是多年來發達市場國家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導致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的結果。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結果，形成了發展中國家從事實體經濟活動、發達國家從事虛擬經濟（尤其是金融業）活動的分工和交換格局。在發達國家內部，金融業的高收益和放松管制誘使金融業過度發展，為負債消費模式奠定了基礎。這種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續性，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崩潰只是整個發展鏈條斷裂的一個導火線。因此，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了重大沖擊，其影響從虛擬經濟蔓延到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擴散到發展中國家。

為了降低次貸危機對金融機構及經濟的消*影響，全球各國政府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經濟自由主義，實施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后，直到2009年下半年，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才由負轉正。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有貢獻嗎？

朱幼平：中國之所以避免了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我覺得有兩道閘門：一是國外的熱錢，即所謂的資本不能隨便到國內來炒房地產等；二是銀行的資金不允許炒股票，不允許進入資本市場。這兩道閘門在一定程度上解了我們的系統風險之急。當然稀釋的是效率，比如華爾街的金融杠桿的比例在危機*高時達到40多倍，我國的金融杠桿的比例不到10倍。因此一旦失去監管，就很快導致壞賬，并且會發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中國恰恰就是用這兩道閘門卡死了，所以中國的危機在不同的金融領域是不能傳導的。比如，我們的房地產價格一直在漲，股票市場卻一直在跌，因此沒有形成一種連鎖效應，我們犧牲了效率，但避免了大規模的危機。此外，我國政府采取了果敢措施，我感覺近些年來在宏觀調控政策方面是不錯的。比如提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四萬億的投資等等，都做得很不錯。這種政策的調整對避免危機加深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