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開放之初民營經濟發展的“領跑者”到“炒”房、“炒”礦、“炒”大蒜的“始作俑者”，再到企業債務危機的“跑路者”，在去年以來顯現的民營企業債務危機中，溫州商人的信用似乎再次降至“冰點”。《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追蹤采訪了解到，與20多年前溫州鞋子一度成了假冒偽劣代名詞不同，此次“信用口碑”下降背后，是缺失規范的民間借貸過度膨脹。溫商信用盛衰再次警示：商人無信不立，借貸無法不正。

信用重創

去年以來，由溫州老板“跑路”或自殺導致的企業關閉停產事件共達156 0190 2607多起，企業債務危機成為這個“中國民營經濟發祥地”的陰霾，并挫傷了溫商的信用，企業、銀行、中介機構三者之間不信任情緒彌漫。

“信用”二字曾給溫商留下過深刻教訓。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門廣場，5000多雙劣質溫州皮鞋被一把大火銷毀，這給溫商敲響了警鐘，開始探索商業誠信建設。經過20多年的臥薪嘗膽，溫商信用不斷攀升。一位溫州商人告訴本刊記者，溫商信用達到*高峰時，只要憑一張溫州人身份證即可拿到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的銀行貸款。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溫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長康說，現在，溫州人自改革開放之初建立起來的民間誠信有頃刻之間被摧毀了的味道，“以前如果哪家企業差幾百萬元，企業家之間都會互相借，一個電話過去就把錢給你打到卡上，現在誰還敢啊？而且銀行、擔保公司信貸條件更趨苛刻，連一度活躍的民間借貸也瀕臨停滯。”

在經營外貿皮鞋生意的溫州商人蔣林德看來，溫商“信用口碑評級”的下降，使得資金流本來就緊張的企業經營雪上加霜。他告訴本刊記者，“現在我們出去做生意，不管是海外還是省外，交易方都要求現金結算，企業經營成本大幅上升，有些時候比出口需求疲軟還可怕。”

溫州商人的這一說法在遠在千里之外的廣州商人處似乎也得到了印證。廣東瑞洲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華忠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與溫商打交道，他認為，相比于那時的言而有信，現在溫商讓人不敢輕信。

他舉例告訴本刊記者，公司此前向溫州一家知名制鞋企業出售了幾臺機器設備，到了約定付錢的時候，對方總是以各種理由拖欠，6萬元錢被拖欠了8個多月，*后還是以鎖定機器的強制手段進行收取，“現在我們要求合作的溫州企業都用現金交易，否則生意做了也是白做。”

相關專業人士分析認為，內部資金流量不足導致債務危機，外部貿易方現金結算的要求，對溫州企業形成“內憂外患”的局面，導致更加嚴重的資金壓力，企業主動被動違約情況增加，又再次加劇了信用下降，形成了惡性循環。

“熟人經濟”過度膨脹

從20世紀80年代起，溫州商人開風氣之先涌向全國，時至今日，270萬家溫商企業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溫州企業起步之初幾乎都離不開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的民間借貸，并一定時期發揮著“金融主渠道”的作用。

在“人人參與民間借貸”的溫州，企業“跑路潮”發生后，民間借貸雙方之間的誠信關系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壞。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經濟學教授史晉川向本刊記者分析說：“應該看到，民間借貸通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

他認為，傳統的民間借貸在使用過程都處于一個比較密切的關系中，是熟人社會中的“人格化合約”執行方式，是能夠比較有效地監督資金使用者的資金使用行為的，風險較小。而現在的民間借貸資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信息交流越來越不對稱，導致傳統的“人格化合約”執行方式幾乎無法執行，這是導致民間借貸糾紛大規模爆發的一個原因。

對此，浙江省銀監局副局長傅平江進一步為本刊記者分析說：“民間借貸由于本身的自發性和缺少健全管理制度，其中隱含的風險非常大。如果沒有控制好或者監管不到位，容易演變成高利貸或者非法集資，造成*大的社會危害。”

尋求制度突圍

“有的溫州企業家跳樓自殺正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信用，這種慘烈的方式不可取，但這恰恰反映了中國企業家的精神。”浙江省副省長、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說，溫州一定會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奮力開創民營經濟發展的新境界，使之繼續走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前列。

作為危機應對的快速反應舉措之一，2011年11月8日，溫州市委、市政府宣布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快溫州地方金融業創新發展的意見》，明確在鹿城區試點組建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并開始申請“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引導民間資金“陽光化”。

溫州市委、市政府的積*“救市”增強了企業家的信心。在去年發生的老板“跑路潮”中，負債12億元、被稱為溫州“眼鏡大王”的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跑路”引起社會強烈反響，20天后，他重返溫州，決定承擔債務、重振企業。

胡福林涉足的除了眼鏡業，還有太陽能光伏，因為過大過快鋪攤子，導致資金鏈斷裂。“這幾個月心里很苦，希望能對債權人有個交代。”他說，自己希望信泰集團的重組能成為一個標本，企業家必須專注實業、穩健發展，政府要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傅平江說，企業老板自殺、“跑路”實際上也是一個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后，法律處理機制和退出機制沒有跟上的問題。企業經營成功或者失敗都是平常事，該破產就破產，但是過去申請企業破產困難很大的問題就是《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比較原則，條法解釋不具體，相關條件難以認定。應該盡快發布實施細則，避免企業家“跑路”或者自殺等*端行為。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說，引導民間資本“陽光化”就應該破除以地緣、血緣、親緣為基礎的“熟人經濟”，建立健全“規矩經濟”，允許民眾合法放貸、合法收息，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同時對非法借貸嚴加監管，讓民間借貸的“沙漠”變成“綠洲”。

“溫州企業倒閉頻發也說明了企業經營模式存在問題。溫州企業以低、小、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融資模式多為債務融資，這在企業發展初期可能適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財務風險很大。溫州企業要發展新業務，要轉型升級，就應該選擇股權融資，不但可以減少風險，也可以迫使企業盡快從家族制企業向現代企業過渡。”曹遠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