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每雙鞋虧3美元還要接訂單？”記者問老唐。“為了讓企業能正常運轉下去。”老唐回答，一個創立接近30年的工廠，簡直“想死也死不起”。這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由臺灣遷徙來廣東的制鞋廠，是中國制造的一個縮影。

這里有很多工齡10年以上的員工，一旦關閉工廠，企業要一次性賠付大筆補償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線必須一直轉下去。過去幾個月，大量美國訂單被轉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對于老唐來說，這時候哪怕虧錢的訂單也得接了。

TCL公司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李東生告訴記者，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正在發生。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掌握了先進技術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在陸續推出工業復興計劃。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告訴記者，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現在當地已經聚集了一批中國企業。

但李東生認為，至少在目前，中國工業仍然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政府的辦事效率、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都很突出。另外，硅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躍林認為，中國制造*難被超越的優勢，是工業體系的完整。以硅行業為例，從*上游的硅礦，到*下游的硅酮密封膠、納米硅添加劑，在中國都可以找到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

為應對更加復雜的國際競爭局勢，中國已經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發展綱要，從政府近期對制造業的態度上來看，未來也一定會在政策上有所傾斜。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僅就國內而言，中國制造還面臨多重考驗。

**重競爭來自于各梯次產業之間，除了人才更喜歡互聯網、金融等企業外，在吸引資本方面，制造業在與其他產業的競爭中也處于劣勢。

浙江義烏華鴻控股集團副總經理馬金才向記者抱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已經說了好多年了，但這兩年并沒有明顯改善”。據他介紹，目前銀行在給制造業企業貸款時，利率一般會在基準利率上上浮20%~30%。并且銀行一般還要求貸款企業在銀行開立存款賬戶，保持一定存款余額，甚至買一部分銀行理財產品。因此，企業*終貸款的實際利率比名義利率高很多。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的研究顯示，從2011年以來，銀行實際貸款利率一直高于中國所有企業的稅前利潤率，這意味著“實際利率”高于“自然利率”，“這也是（實體企業）投資下行的主要原因”。

第二重考驗來源于產業本身，過剩的產能、無序的競爭都在影響行業和企業發展。宋志平與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曾經有過一場對話。王健林說：“你們建材企業真不錯，這些年房價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沒怎么漲價。”

“不是沒漲價，比起20年前，每噸水泥的價格還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盡管中國建材已成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這個充分競爭的行業里，它仍然沒有定價權。同樣，作為中國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中國石膏板市場上擁有50%的市場份額，但它仍然要與作坊式的企業進行價格戰，后者受制于資金、技術實力，往往只能通過壓縮成本，甚至是假冒偽劣來賺錢。北新建材集團董事長王兵認為，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前提，就是要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讓假冒偽劣者難以生存，讓優質企業得以發展。

“有時候，企業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義烏市佛堂鎮工業園區企業辦公室主任毛劍告訴記者，一件內衣成本5美元，A企業報價6美元，B企業就會報5美元，C企業馬上報4.5美元。“*可氣的是，ABC三家公司的老板還互相認識。”對于小微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毛劍感到很無奈。

但讓很多大企業感到困惑的是，自身的生存環境甚至不如小企業。例如富士康，作為受關注度*高的企業，富士康在社保費用的繳納、加班時長的控制方面*守規矩，但小企業很喜歡在這方面鉆空子。這便導致，雖然富士康的基本薪資比其他家高，但工人*終拿到手的現金收入卻不具備競爭力。

第三重考驗來自于稅費改革。王立在2015年開辦了第二家工廠，原因是之前的企業年產值已經超過5000萬元以上，按照規定，應該納入重點稅源監控名單。在計算之后，王立決定把企業“由大變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關注視線里。

“好多企業說的合理避稅，我覺得就是逃稅，因為不逃根本就沒錢賺，即便這樣，我現在幾乎都沒有凈利可賺。”王立表示。

在諸斌看來，對稅收*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業。對不同類型的企業要有不同的稅率設定，“現在稅率上對小微企業有一個特殊的考量，那么針對中小型企業也可以依次做出相關的調整，另外則是那些大型的、運營比較穩定的。”諸斌指出，這樣分層次地進行稅率調整，也會更有針對性。

2015年，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但距離這個目標中國制造還需要跨越很多道關隘，這同時也考驗著監管層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藝術，如何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給企業減負，以及如何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支持好企業發展，如何在**全球化的同時將高端制造業留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