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25日，美國商人Charles Hubbs從其廣州（華南地區廣東省的省會城市，這里以全球制造工廠而聞名）辦公室做了次短途的跋涉，前往香港。Charles Hubbs是一位64歲的土生土長的路易斯安那人，此次旅行可能會標志著其作為中國大陸醫療用品出口商近22年成功運營的終結的開始。

Hubbs正前往聆聽美國駐柬埔寨大使Carol Rodley的演講，Carol Rodley也是金邊美國商會的主席。該商會的目標簡單明確：促使國外投資人（尤其是已與中國取得合作的投資人）考慮在柬埔寨設立工廠。Hubbs全神貫注聆聽。根據Carol Rodley所述，勞動力的價格正在逐漸促使Hubbs的公司（廣州福妮格醫療用品有限公司，美國*大的醫用保健用品供應商）喪失競爭力。“目前，在中國的工資成本已過去兩年升至近50%。”，他表示，“現在很難留住工人，而招聘新人則又成本偏高。這也促使公司不得不積*尋求替代解決方案。我想，幾年后，也許我就會徹底離開這里了”。

像Hubbs的這種情況并不少見。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被認為是具有無限多的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在過去20年里經濟上神奇崛起，*先也*主要得益于廉價的勞動力這個因素。但是，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在過去十年里，據香港Goldman Sachs的首席經濟學家Helen Qiao所述，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實際工資以每年近12%的速度增長。這都是國內經濟在過去20年里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的結果。國內狂熱的基礎建設和房產建設，中國一度向發達國家不可抑制的急迫出口，加上中國政府擔心5大制造省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于是去年把*低工資增長了14%到21%。對于美國華南商會的主席Harley Seyedin而言，這個結果不可避免：“中國廉價勞工時代的終結”。

但是要注意，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勞動成本-即便是在像廣東省這樣*高昂的地區-會比其他地區，尤其是發達國家還高。并不是這樣。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仍然是每小時3.10美元左右，而美國則是每小時22.30美元；盡管華東地區已超過平均工資的50%，但很明顯中國低廉的時薪勞動價格優勢正在快速衰減。對于大多數公司來說，不管是小型、中型或者大型的跨國公司，在何處生產產品的決定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勞動成本就是其中之一，“在過去20年里，很多公司都是由這個因素而決定投資中國的。”經濟學家暨羅迪集團（位于紐約市的咨詢公司）中國區總監和負責人Daniel Rosen如是說，“但是現在，這個因素變得越來越不明顯”。

這些新的現實問題所形成的連鎖反應非常巨大，并且波及到了全世界。**影響到的是中國自己。這么多年強迫的工資增長，激發了去年一系列的高調的工人抗議活動（工人的不滿情緒同時也反映在富士康（生產iPad等產品的大型制造商）14人自殺事件。）。但是工資的增加同時對中國西部地區起到了改善的作用，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在西部投資。在去年，很多跨國和國內公司擴張到或者遷移到了內陸地區，因為這里的勞動力仍然很便宜。[next]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種截長補短的交易正是它所尋求的。Andy Rothman是上海里昂證券（CLSA）的中華區首席宏觀策略師。他說：“四川、河南或其它地方的人民可以在離家盡可能近的地方找到薪酬良好的工作”，而不是每年一窩蜂地跑到東部沿海地區，住在離家千里的工廠宿舍里，“這怎么會是一件壞事呢？”. 這確實不是一件壞事。吳丹利（音譯）今年24歲，來自四川省資陽市。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她在東莞的一家小型電子工廠工作。東莞位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是廣州和深圳之間的大型制造業城市。在2008年末，她下崗了，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產品針對西方國家的出口帶來了暫時性的沖擊。一年之后，她在重慶市又找到了一份公司流水線工作。這家公司為Hewlett-Packard個人電腦廠以及其它的客戶生產電纜。她說：“我現在的工資比以前少了一點”，但是“我覺得生活更輕松了，原因是我離家更近了。相比較于過去的那份工作，我更喜歡現在的這份”。

不斷變動的“中國制造”的經濟現象將給世界上的富國和窮國都帶來好處。諸如柬埔寨、老撾、印度和越南等在內的國家正在接手從中國轉移過來的低端制造業。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BCG）近期的研究，目前已經有證據顯示，制造業正在重返美國（至少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跡象）。Wham-O是**的廉價玩具制造商，該公司去年宣布將會把自己50%的飛盤和呼啦圈生產從中國和墨西哥轉移回美國。這一舉措為數以百計的美國人創造出了新的工作。

玩具制造業、鞋類產品制造業和紡織品制造業是*先把中國當成可靠的廉價制造基地的產業，這一點毫無疑問。作為一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玩具制造業的技術含量較低——根據大部分經濟學家的預測，一旦該產業被轉移到其它國家，就會“一去不復返”。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在過去的10年時間里這種經濟現象是如何改變的，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諸如Wham-O等在內的公司決定要重返美國了。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的研究，在2000年，中國的平均工資率為美國的36%。在2010年，這一缺口收縮到了48%（經過生產率校正）。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的預測，在2015年這一缺口將縮小到69%。Hal Sirkin是波士頓咨詢集團的**合伙人和近期的研究的作者，他說：“在短期角度來說，各家公司內部討論的結果對中國有利。但是，中國的人工成本越來越高。因此，越來越多的公司內部討論的主題變成了‘下一家工廠應當開在哪一個國家’，盡管這些討論并不一定會涉及到‘關閉在中國的生產中心’的話題”。

“中國勞動者的工資不斷上升”這一現象*重要的影響可能就是“政府將把更多的錢分發給人民”，這會給每一個人都帶來好處——北京政府的主要貿易伙伴尤其會獲益良多。這些經濟體急需中國政府增加居民消費量，以此來減少全球貿易中*為不平衡的現象。更高的工資會觸及到諸如Charles Hubbs等在內的出口企業以及各行各業的中國企業的承受底線。而這一過程是中國越發富裕以及人民幣保持堅挺不可避免的結果。兩者的出現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是人們需要的變化”Rosen說。

與此同時，許多跨國公司把它們在中國制造出來的產品用于滿足巨大的中國市場的需求，很久以來它們一直都這樣做。位于重慶的惠普工廠所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僅用于供應國內市場。在八年前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華南區的美國商會發現其75%的成員主要關注于出口市場。但是，在去年，這個數字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1,800個回答者里有75%說目前它們在中國所制造出來的產品主要用于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勞動者正在變得越來越富裕。對于他們（以及幾乎每一個人）來說，這種現象是麻煩不斷的全球經濟中*為稀缺的商品：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