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廣東省各市全面上調*低工資標準。

此前，廣東省宣布5月份起將該省的*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20％以上。對應該標準，廣州市*低工資標準將上調至為1030元/月，增幅19.8%；珠三角的東莞、佛山、珠海、中山為920元/月，增幅19.5%；其他較小的城市也將相應分類提高至810元和710元。

據了解，自金融海嘯以來，接連的“無單”、“缺人”，珠三角制造業企業對上調約20％的*低工資普遍感到壓力重大。但是提高*低工資標準，能否緩解民工荒，業內人士認為，珠三角制造業面臨企業與雇員之間的結構性失衡，或許不是*低工資標準能解決的。

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也表示，希望不要通過行政命令來提高*低工資，而是由企業根據自身條件調整，否則將有3％－5％的企業在漲薪中倒閉。

漲薪：市場還是政府定？

珠海市香洲區人力資源中心主任魏新華表示，此前通過對珠海市企業的監測，該市制造業缺工約3萬人，服務業缺5000人。但一個季度后再做調查，企業的招工基本飽和。有些用工較多，即約需五六百員工的企業，現在用工缺口也不到之前的一半了。

“當前的缺工是結構性缺工”，魏新華說，“主要是技術工難招。有崗位沒人去，有人去的沒崗位。”對于企業較及時地補足了工人，魏新華認為這是企業積*提升工資和福利的結果。

據了解，在廣東省政府宣布上調*低工資標準之前，企業面對用工荒已自發提高了工資或增加福利。

廣州市白云區一家大型服裝廠人力資源經理張先生認為，企業提高工資待遇確實是解救用工荒的一個重要方法。“很簡單，讓員工賺到錢，讓他們的生活沒什么可擔憂的，就是留住工人的*好辦法。”張先生分析道。

當前，對于企業應給予的待遇，工人心里像明鏡似的。應聘的時候，工人會通過一些側面的提問了解這個企業的待遇和環境。例如詢問**的工時、產品的單價等。

“工人還會區分內單和外單。”張先生說，“外單當中又分歐美客戶還是俄羅斯客戶。因為歐美單子要求高，意味著工作可能更辛苦，對工錢的要求就高。俄羅斯的單子則可以稍微馬虎一點。”

而據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透露，東莞半數港資企業的工資水平處于新*低工資標準以下。他反復強調，20％的漲幅對東莞的港資企業而言太高。

該聯合會負責人分析，不僅目前未達到新*低工資標準的企業要提高工資，臨近*低工資線的企業也必須漲薪，才能保持優勢繼續吸引工人。“這樣一來，工資水平是整片地拉高。”該負責人說。

珠海市特力富包裝材料公司的李小姐負責企業的人事管理。她認為，整體提高*低工資標準不見得就對工人有吸引力，因為大家都在漲，企業只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上“搶人”。

“*低工資標準出臺，企業表面提高了工資，暗地里減少點福利，這又何必呢？”上述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說道，“不如交給市場決定，企業用自己的辦法吸引工人，工人也可以自由選擇去留。”

制造業：微利再被壓縮

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同時是東莞一家大型五金廠的老板。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估計*低工資上漲20%，將占使費（即能再投資的利潤）的1%多一點。

“這一點多可能就是純利中的1%點多。不要以為這個數字很小，純利可能就只有5%點多，因此這1%點多的成本就占去了純利的20%。”該負責人表示，5%點多的純利潤在制造業來講已是一個較理想的數字。

該聯合會負責人反映，目前在聯合會內的會員企業對提高*低工資標準普遍擔憂。“經過金融海嘯，中小企業整體受到挫折。之前是擔心沒單，然后擔心沒人，現在又要承受20%的大幅漲薪。”負責人初步估計，在漲薪之后約3%-5%的港資企業會在這波漲薪中倒閉。

該負責人介紹，金融海嘯后有些企業“已處于水深火熱中”。金融海嘯期間訂單減少，企業為了自救低價接單，利潤已被壓縮。隨后金融貸款收緊，企業的流動資金進一步減少。當前銀行檢討企業的還款能力，認為企業在大幅漲薪后盈利能力必然更弱，不肯貸款，企業可能因此而倒閉。

對于大部分制造業企業，一時還做不到大幅提升利潤空間，它們多數是想各種辦法進一步扭成本毛巾，錙銖必較地爭取生存境地。

在廣州瑞寶制衣城，工資普遍已高于廣州市新標準規定的1030元。記者走訪后發現，民工荒一鬧，制衣城內工資普遍再上漲200-300元。然而用工荒目前還未緩解，在一片廠房圍繞的大樹底下，滿滿地放著紅色招工牌。

潤盛電腦繡花廠老板裴秀蘭表示，在繡花行業，當前主要的競爭手段仍是單價。用工困難期間，繡花廠不得不與客戶議價，當前繡花按花朵大小，每朵大約漲1毛錢到5毛錢不等。

珠海市一家玩具企業的負責人更坦承：“本來就是微利經營，還哪里能拿出錢來增加工資？”

也有企業的動作較大刀闊斧。深圳市一家大型電子公司是該市的創新型企業，資金實力較雄厚。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該企業積*投入機改（即以機器代替人工），以減少人手消耗。

然而，據該企業品質控制部唐經理介紹，金融海嘯中投入的機改現在還未知道成敗。“按照過去的經驗，如果機改一次投入100萬的話，一般需要五年時間做成本收益計算才知道結果。100萬平攤到每年20萬元的機改成本，再減去所節省的總的人員年薪，得出機改的效果判斷。”唐經理說。

該電子公司工人的平均工資是2000－2400元，金融海嘯中的機改裁減人員約1000人，為企業每年節省2400萬元的成本。盡管節省費用龐大，但唐經理仍不確定企業能否在機改后賺錢。

上述聯合會負責人承認，提高*低工資標準從正面的角度來說是會加速企業升級換代。但他同時表示：“這只能一步步來。對于我的企業來說，本來機械化程度就高，當前只能減少搬運工人，采用吊車取代這道工序。”

處于產業鏈低端的企業，即使機械化程度較高或進一步作機械化，20％的漲薪仍讓這些企業主感到被動。

在前述廣州市白云區服裝廠人力資源經理張先生看來，這是因為當前總的來說企業的性質沒有改變，依靠微利生存的狀況。他認為，唯有做品牌的話把利潤空間做大了，受原料、工錢等因素的影響才能大幅降低。

張先生透露，有做自有品牌的同行，包辦產銷，利潤空間比制造工廠高一截。這些企業對投入機器改善生產也謹慎地按照某個計算公式，根據專門店面積、經營成本等得出的系數套入公式計算各種投入。

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認為，能在這波漲薪中頂住的企業是“利潤高、競爭不大的企業”。“*主要是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如果材料已經占到工件成本7成的，再加上均攤的漲薪成本，這個工件的成本可能就會高于它的出售金額。”該負責人分析。

工錢以外

3月中旬，廣東某知名媒體刊登題為《誰說招工難？日日數千人求職富士康》的文章，報道深圳市富士康龍華廠區前求職人群凌晨險釀踩踏事故。

報道認為，富士康普工的月薪大約在1000-2000元間，并不是特別有吸引力的待遇。而記者采訪的10個求職者中，7個都是看重廠方規模大，正規按時發工資。

魏新華總結道，企業對工人的吸引力來自三個方面：**是待遇；其次是用工環境；然后是企業文化和發展前景。

在近期珠海市的一場招聘會上，有從格力離職的老員工今年又回到老東家應聘。該員工表示，他在其他企業打過工，還是認為格力用工環境更好，“能讓真正努力工作的員工得到培訓機會。”

深圳市一家大型電子制造企業人力資源經理楊先生分析過企業內員工的代際差異。他認為，企業內大量80后甚至90后的工人，他們比上一輩農民工有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對企業除工錢以外的條件有更多考慮。

楊先生的說法從他管理的員工中得到了印證。17歲的張婷離開經營做釀酒生意的老家，就是希望不再搬酒糟，“那樣的工作很傻，希望到大城市學點東西”。而她的姐姐在同一個企業工作了多年，認為要自學考上大學才能找到更**的工作。

張婷的同事朱凌是19歲的安徽女孩，高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在到深圳打工前，朱凌花了一個暑假時間學習電腦，如今在公司里做送零件到機器內焊接的工作。不上晚班的時候，她喜歡半夜在樓下晃蕩。她說自己莫名其妙就感到煩，也一直懷疑自己每天10個小時工作能給她帶來什么。“我想換份工作，但想到這里學到的技術在其他地方用不上，就感到煩。”朱凌說。

該電子制造業企業在農歷年前做了一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成以上員工對企業的前景表示看好，但幾乎同樣比例的員工對自己在企業的前途感到悲觀。這個結果讓老板大吃一驚。

楊先生分析，這是因為企業忽視了員工的可持續發展，已造成企業雇工的高流動性。例如公司的品質部門只剩兩名老員工，其余的都是去年底招進來的。

楊先生不客氣地說：“公司只把員工當工具使”。他認為，企業對員工的重視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然而當前企業在物質方面表現為：工資較低、沒有上漲空間，缺少福利；而精神方面，員工工作好的時候沒有獎勵，工作表現不理想的時候也缺乏必要的指導。

“企業不給希望，讓越來越多工人待不下去了。而企業實力越來越強大，但從下到上的員工流失飛快。它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了。”楊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