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2-02-11 來源:互聯網
憑借印度教徒*看不起的職業,一代華人奔了小康。
走進加爾各答老中國城的核心區,“魯迅大街”已經被換上了印度路名,孫逸仙路上的“寶興餐館”大門緊閉。而在一棟廢棄的紅磚小樓門口,2米左右高的垃圾堆散發著潮氣,那里是傳奇的南京酒樓僅存的痕跡。只有看見幾家中餐館門口的紅燈籠,人們才能想起這兒還有個中國城。
近50年,印度本土華人社區人口減少了90%以上。印度中國城,成了一個“瀕臨滅絕”的社區。連中國菜市場上的粥鋪都被越來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變成了不熟悉的味道。
一個印度人在中國商店買酒
今天的人們已經難以想象,就在一個世紀前,加爾各答還是中國新移民“印度夢”的實現之地,客家人一度統治了印度皮革業。
“20世紀初父親抵達加爾各答的時候,中國人過得像皇帝一樣”,移民后代喬治·林說。
如今,只有過春節的時候,移民海外的華人紛紛回到加爾各答,中國城才能恢復一點往日的人氣。
走,到印度造皮革去
156 0190 2607年,李先生為了躲避戰亂,坐上了從中國開往印尼的輪船。海上本來一切順利,誰知輪船拐錯了一個彎,目的地就這么從“印尼”變成了“印度”。
到了中國城,街上耀眼的紅燈籠終于讓李先生覺得,生活有盼頭了。
加爾各答的麻將館里,老一輩人正在消遣。
像李先生這樣出來討生活的人不在少數。英屬印度時期,加爾各答作為首都,搖身一變成了國際化的聚寶盆。對底層民眾來說,到加爾各答就約等于到了英國,是發家致富的象征。
那時的加爾各答中國城已是一片初具規模的小天地,洋氣的英式小樓里布滿中國飯店、商鋪、賭場、鴉片館,再走兩步,還能看見熱鬧的同鄉會和掛著紅綢的關公廟。街上的中國人、印度人和英國人往來不絕,儼然一個國際化的商業區。
清末民初的底層移民很多沒帶家眷,有的在中國城發家之后,就順勢娶了二房。消息一經傳出,就成了促使國內親戚移民的“活廣告”。
60歲的陳麗塔(音譯)已經當了45年美發師,談到塔壩中國城的美發沙龍,曾是加爾各答女人尋找時髦發型的**之地。Ashoke Chakrabary/攝
1924年,中國城的南京飯店一開業就成了當地*高檔的館子,地位如同上世紀的北京莫斯科餐廳,去南京飯店吃飯才是“混得好”的證明。這家傳奇飯店成了寶萊塢明星的*愛。據稱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也曾在訪問印度期間前去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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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原本一窮二白的移民,繁華的代價是日復一日的勞作。那是一個各顯神通的時代,廣東人做木工,客家人造皮革,湖北人當牙醫,日本人開洗衣店。
威廉·王繼承了父親在1936年開的“上海公司”干洗店。他從沒去過中國,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一點普通話。Ashoke Chakrabary/攝
印度宗教等級森嚴,服務業常常被看成低種姓才會做的職業。尤其是皮革制造業,由于印度教奉牛為神靈,造皮革也被視為*低賤的行業。
而這恰恰是客家人擅長的活計。一開始,新移民只能從穆斯林教徒那購買皮革,制成精美的皮鞋。后來,一些貧困的移民開始在城鄉結合部塔壩自己曬皮革。
本來是純手工作坊,一戰時期,許多印度皮革廠倒閉了,大家東拼西湊,用攢下來的積蓄買了機械設備,一下子升級成了皮革廠。
上世紀,中國工人在手工作坊曬皮
憑借出色的工藝,“加爾各答制造”成了馳名商標,暢銷東南亞和歐洲。令皮革廠老板自己驕傲的是,“前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也以穿加爾各答生產的皮靴為榮。”
1960年代,塔壩皮革廠已經有近300家。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幾乎壟斷了加爾各答的市場。這個一開始被印度人拒絕的行業讓印度華人奔了小康,不僅有錢寄給國內的親戚,還反過來養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
湖北牙科專家也憑本事贏得了尊敬。在印度,牙醫是個稀缺資源。湖北人每到一個地方,就花錢雇人沿街吆喝:“牙醫來了,牙醫來了!”人們就會像過節一樣爭先恐后來看牙。
艾瑞克劉祖籍湖北,如今是印度的知名牙醫
飽暖思文化。有了錢的皮革廠老板成了建設中國城的中堅力量。23家皮革廠花錢建起“培梅”中文學校,讓下一代接受傳統教育,*多的時候有1000多個學生。
1969年,華人還辦起了手工印刷的報紙。美國總統大選和社區新餐廳開張都會成為頭條。
1940年代的培梅學校辦公室
像每個新移民聚居區一樣,黑幫斗毆也時有發生。但是“野蠻生長”的混亂中,中國城讓一批批難民成功掘金,連在中國城賣炸蝦都能養活一家老小。
中國市場上賣的炸蝦在幾小時內就會被搶購一空
塔壩皮革廠倒閉了
繁榮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那年中印戰爭爆發,印度華人一夜之間成為眾矢之的。
一切費盡心力建立起來的生活,突然脫軌并急速下墜。華人財產被凍結,工廠關門,數千人被當作間諜抓起來。
甚至有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僅僅因為名字聽著像中文,也被關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僅持續一個月,但很多人卻一直被關押到1967年才陸續被釋放。
富裕家庭買到離開印度的票,逃到了美國、加拿大、香港,而窮一些的家庭則不得不留下,眼睜睜地看著生活從小康返回赤貧。那是中國城社區人數**次銳減到萬人以下。
一家鴉片館改成的殯儀館顯得破敗不堪。
生活還是得繼續。到90年代,隨著歐洲皮革訂單激增,塔壩中國城獲得喘息的機會,發展出200家皮革廠。
然而好景不長,好不容易恢復生機的華人造皮大業遭到了印度“產業升級”政策的會心一擊。為了整治城市污染,印度*高法院1996年發布指令,要求將所有制革廠從塔壩轉移到位于偏遠的郊區。
因為舍不得自己的皮革廠,一些華人一度當起了“釘子戶”,關起大門偷偷生產,門口還要有人放哨。然而即便如此,被發現的時候皮革廠還是難逃被“抄家”的命運。
只有四分之一的華人有條件搬遷,其他人因為難以承擔搬遷費用,大多選擇移民或者轉行。
2011年,人力車來往在中國城的積水中。VIDURA JANG BAHADUR/攝
曾經的皮革廠老板李先生說:“我就是那時走投無路才干起了餐館,當時**能有三四家債主找上門,不改行就只能去當乞丐了。”
支柱產業一坍,中國城也像泄了氣似的,**天蕭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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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壩的華人制革廠大多已經關閉,只有中華美食還在頑強地延續,讓整個社區轉型成了“中國美食村”。
每天都有加爾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駕車來到這里,駛過年久失修的狹窄路面,只為享受經過改良的北京烤鴨或者回鍋肉。夜幕下,“北京飯店”、“熱鍋餐廳”、“碧寶思(Big Boss)”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
莫妮卡·劉在自家餐廳跟印度客人聊天。
莫妮卡·劉是如今中國城的風云人物,經營著六家餐廳。她擁有一處幾畝大的院子,用來養狗和開私人派對。
提起曾經的遭遇,她還是心有余悸。1962年戰爭時,9歲的她和家人因為被懷疑成間諜,被關進沙漠中的收容所。
莫妮卡·劉曾經被關押的地方
出來的時候家里已經一無所有,全家7口人,而爸爸兜里只有24盧比,連一頓午餐都買不起。遠在中國老家的祖父也因為斷了經濟往來而被餓死。
爸爸媽媽做了一個月炸蝦,終于有錢租房子。而莫妮卡·劉也繼承了父母的職業,從賣炸蝦開始,擁有了一家有一家自己的餐廳。
莫妮卡·劉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足,這是屬于第二代移民的白手起家史。
75%的年輕人都決定移民
由于華人社區人口從6萬跌到3000,2010年,培梅學校因為缺少生源關停,學校變成社區活動中心。四層樓頂設有一座關帝廟,等待著逢年過節回來看看的老校友。而剩下的年輕人,至少有75%決定移民。
培梅的教室里,已經沒有了學生,一名曾經的老教師寫下了中文課的板書。
在高三學生杰弗瑞·李眼中,培梅學校只是一個和朋友打籃球的場所。他在加爾各答國際學校讀書,畢業后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學。
他說:“大部分華裔的男生都要離開印度,去國外生活,大部分人都選擇加拿大。我們在加拿大生活應該會比在印度的前景更好。”
對杰弗瑞·李的玩伴來說,打算移民的理由則沒那么復雜,僅僅是“這里太熱了”。101 India/圖
聽到這話,莫妮卡·劉笑了笑說:“所有的年輕人都打算這么做,到頭來,估計就剩我一個老太婆留在這了。”
隨著中國城的子民排著隊移民。印度華人家庭都變得像跨國組織,幾乎每家都有“加拿大-印度-華裔”親戚。
劉麗玲(音譯)和在國外的孩子視頻聊天。101 India/圖
家族產業總要有個接班人,繼承家業幾乎成了年輕人留下來的**理由。
廖峰基是一名餐館“二代”,在臺灣讀書后回到塔壩幫父親經營餐廳。他說:“現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爾各答的朋友還多。”
廖峰基站在全家福前。Ashoke Chakrabary/攝
在他Facebook頁面上,*近一張照片是二十名印度華裔年輕人聚集在機場,他們正在向伙伴告別。他解釋說,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會留下來,其他人遲早會離開。
今天,當印度開拓市場的中國企業員工去中國城吃炸蝦時,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想起一百年前,先輩僅僅帶著一張船票,就赤手空拳在這片異土拼出了一塊屬于的飛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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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mmigrants:A shrinking community》,Manish Basu
《Missing from Chinatown》,Shreevatsa Nevatia
《Mumbai Chinatown and Bitter Memories of the?Chinese-Indian》,Sameer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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