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我們必須更為深刻、更為前瞻性地認識發展民營經濟的意義。當然，民營經濟要達到人們期望的效果，也必須上升到新的層次。

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經指出，“財富的生產力較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在這里，市場因素就是財富的生產力，民營經濟天然是市場因素。要千方百計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鼓勵創業，并使其蔚然成風。一旦具備了這樣的氛圍，不但已有的民營企業可以得到提升，還可以使民營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民營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起來。

從更為廣闊的角度認識民營經濟發展的意義

現代經濟學和人類經濟史證明，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就是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效制度安排。鑒于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天然合拍，證明市場經濟的魅力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證明民營經濟的魅力。

（一）市場經濟抑或民營經濟的魅力

一個國家或地區貧富與否，不在其資源是否豐富，區位優勢是否明顯，也不在于歷史是否悠久，甚至也不在于其中聰明人的多少，而關鍵在于制度安排，在于是否是市場經濟。

**，不在資源是否豐富

從世界范圍到國內各地區的發展狀況來看，資源豐富與否與經濟狀況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關關系，而許多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卻發展良好。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經濟發展很快，但日本卻是一個資源*度貧乏的國家，70％的土地不適合農業耕作，海嘯地震頻發。就韓國與朝鮮而言，朝鮮的自然狀況并不比韓國差，但經濟狀況卻**不如韓國。東南亞地區的自然狀況基本相同，但經濟發展狀況卻大相徑庭，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發展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要好得多。

在我國大陸也有類似的情況，浙江沒有什么資源，但現在浙江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穩居全國前三位。順德、溫州、臺州、義烏等地區資源缺乏而經濟發展居全國前茅。反過來，有些資源豐富的地區經濟發展并不如意。如東北地區，資源豐富，工業基礎雄厚，計劃經濟體制完善，技術人員擁有量相對全國來講處于優勢，而東北現在的經濟發展遲緩，盡管國家出臺了很多振興措施，效果似乎并不明顯，與此相似的還有西部地區。

其次，不在是否有區位優勢

我國有些地區區位優勢相當明顯，但發展速度卻非常緩慢，而另外一些沒有明顯的區位優勢的地區則發展勢頭良好。內蒙古自治區沒有什么區位優勢，但卻可以舉出伊利、蒙牛、草原興發等一批知名品牌，*近幾年經濟發展一直名列前茅。以“小商品海洋，購物者天堂”著稱的浙江義烏，在交易模式提升的同時，市場也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出口貿易額已經開始超過國內貿易額，市場上95％的商戶都做外貿生意，每天有800多個集裝箱從義烏出口到世界各地。在聯合國公布的全球50萬種商品中，32萬種可以在中國的義烏買到，2003年商品交易額達280多億元。而它只是個既不臨海也無資源、城區面積只有5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支撐義烏市場的，幾乎全是民營企業。現在看來我們應當重新認識區域優勢，區位優勢并不在于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而在于有沒有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網絡和氛圍。

再次，不在歷史的長短

一些歷史相對悠久的國家，現在大多經濟落后，相反很多歷史不長的國家和地區則經濟發達。如美國只有200多年的歷史，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亞此前均為英國殖民地。又以我國國內為例，中原文明歷史悠久，而東南沿海相對來講歷史則短一些。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的歷史悠久，在我國主要表現為自然經濟的歷史，它所蘊含的傳統文明其實是和市場經濟很難協調的，如重農輕商、官本位意識，中庸之道，知足常樂，安貧樂道，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而市場經濟則強調獨立、創新、資源的自由流動，而歷史相對較短的國家和地區則沒有歷史的包袱，面對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容易達成共識。

*后，甚至也不在人是否聰明

一種體制和文化可以調動挖掘人的潛能，而另一種體制和文化則可能壓制人的聰明才智。人的潛能是無限的，關鍵在于它所處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調動挖掘其潛能。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關鍵在于用什么方法教育人，把人教育成什么樣的人。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在鼓勵創新，挖掘潛力上有所欠缺。教育也存在著和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美國硅谷只有一所二戰時名不經傳的斯坦福大學，卻由于其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而對新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教育不改革，不和市場經濟緊密結合，即使某個地區大學數量很多，它對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也不會很大。

我們可以發現，全世界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民營經濟都發達。換言之，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支撐者。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不妨把市場經濟的魅力看作是民營經濟的魅力。

（二）從各種發展模式比較中審視民營經濟旺盛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

1、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

“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這兩個**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都產生于長江三角洲，但發展軌跡卻大相徑庭。蘇南模式在156 0190 2607年風光無限時突然

墜入谷底，而溫州模式則日益被人稱道。分析其原因，這兩種模式除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外，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即蘇南模式是集體經濟，而溫州模式中的企業大多則是民營經濟模式。蘇南模式中，企業的規模做大后，產權主體越來越模糊，機制越來越死，重演了國有企業的種種弊端，致使蘇南地區的發展活力愈來愈弱。而在溫臺那里，企業從當初的家庭作坊到前店后廠，乃至到后來不斷做大做強的股份合作制或者股份制企業，始終保持著產權明晰，硬預算約束等典型的民營經濟特征。這樣的產權結構，亦使得政府越來越類似于市場經濟下的政府。于是，溫臺模式依然充滿活力。

2、通過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模式和通過民營經濟發展經濟的模式的比較

據《**財經日報》2月24日報道，2004年隨著蘇州經濟一路高歌，GDP總量首超深圳，新蘇南模式似乎達到了中國經濟發展樣板的制高點。但這些掩蓋不了新蘇南模式的缺陷，2004年蘇州的GDP是溫州的兩倍，但蘇州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幾乎只及溫州的一半。浙江GDP在總量上遠落后于江蘇，可浙江的老板數目眾多，資本額巨大。更為重要的是，浙江的寧波、溫州、臺州等地區有很多知名品牌，這些品牌都是自主創新的結晶。蘇州之所以出現如此尷尬局面，關鍵在于它采取的是一種現在各地政府非常熱衷的招商引資方式。這種跟風式的招商引資模式，不是在提高產業配套能力、降低綜合投資成本上下功夫，而是簡單地拼稅費、拼土地等優惠政策，壓制了本地民間經濟的活力，限制了當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一些產業雖然很紅火，但卻是由外企支撐的。短期內GDP可能被造得很大，但一個地區發展與否，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得到長久的提高和改善，關鍵在于這個產業的支撐是否長久穩固、具有可持續性。隨著這種簡單招商引資模式的推進，江蘇本地的一些知名品牌如香雪海、小天鵝、春花、燕舞等紛紛倒下，江蘇日益成為外來資本增殖的碼頭，大多數江蘇人成為跨國企業的勞務工人。此外這種吸引外資的方式，它的優勢也不可能具有長期性，這類似于以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優勢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一旦當地勞力成本上升或別的地區采取了更加低廉優惠的招商條件，外資又會迅速撤出，留給當地的則可能是被污染的環境、大量被浪費掉的資源和當地經濟的空殼化。當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自主創新的時候，我們更應當深刻反思這種模式的弊端。

（三）民營經濟的發展，可能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要途徑

我國選擇了市場經濟，那么應該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發展市場經濟呢？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民企已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重要部門和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有力支柱。對中國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是增量這一部分，它主要是由民營企業創造的。而且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是一個新體制，即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改革是存量內的改革，磨擦系數很大且效果并不如意。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國企改革的前景是和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的。國企改革有大量職工下崗，能夠吸收這些下崗人員的地方就是民營企業。而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離開民營經濟更是不可想像的。國企改革如果要成功，也必須是在和民營企業的競爭中，逐漸擺脫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實現預算的硬約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直至適應市場經濟。這些分析說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可能會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途徑。

民營經濟在發展中必須進一步提升

當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特點一是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二是科學技術已經批量化生產，對各國競爭實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可以說，未來的競爭就是自主創新能力或破壞性創新能力的競爭。

面對如此形勢，當代中國民營企業必須適時得到提升，這里所講的提升主要包括如下內容：

**，必須打造國際品牌

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我國和國際間的經濟交流越來越頻繁，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但這中間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如近年來的貿易摩擦頻繁，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訴訟與日俱增，以及國際上

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絕于耳。這當然和我國的出口產品日益增多和價格低廉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產品之所以價格低廉，是由于缺乏知名品牌、尤其是缺乏國際知名品牌。

首開先河研究企業問題的美國學者凡勃倫在他**的《企業論》里認為任何一項資本的價值，關鍵在于它的收益力。由于資本的價值在于其增殖能力，在于其滾動發展能力，所以，作為無形資產的商譽，就理所當然地構成了資本的重要內容。凡勃倫指出，“在這樣依據收益力的資本估值中，資本估價的核心不是工廠的成本，而是所謂公司的商譽”。商譽是無形資產，包括商標、牌面、信譽等。民營企業在急劇擴展的時期，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模仿，粗制濫造的問題，對品牌、商譽等問題注意不夠，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可以說帶有某種必然性。然而企業發展到現在，塑造自己的品牌和商譽已經刻不容緩。我國出口企業現在大多采用貼牌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在初期是有效的。然而，一旦經濟發展到無形資產比有形資產更為重要的階段時，貼牌生產的劣勢就日益顯現。打造國際知名品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國民營企業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第二，必須提升產業結構

美國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在他的《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通過對10個國家、多個產業的全方位的分析，認為當歷史前進到當代的時候，一國、一地區的競爭優勢并不在于自然資源等低級生產要素方面的比較優勢，而在于**生產要素和**競爭優勢。擁有初級生產要素的只是低層次的競爭優勢，擁有**生產要素的才是高層次的競爭優勢。高層次的競爭優勢使得那些沒有傳統的自然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由于缺少資金和技術，在經濟發展的起始階段，自然要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但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了相當積累的時候，就應當及時提升經濟增長模式。日本企業能夠在許多產業中保持競爭優勢，是因為日本在人工成本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就開始發展自動化，適時地提升了經濟增長模式。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國發達地區*初的經濟發展也是以初級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為基點的。我們得到了發展，贏得了積累，但隨之而來的是產品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甚至高新技術產業也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中核心的知識產權并不屬于我們，只是用便宜的勞動力進行成熟的工藝序列的簡單加工。利潤中的大部分分配給了知識產權，勞動加工只掙得相當低微的加工利潤。在企業的國際并購中，我們用的是辛辛苦苦掙得的硬通貨，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用得更多的是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在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中，我們處在產業鏈的下端。同樣的，我們也曾經發揮并正在發揮自然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但這種模式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了濫砍濫伐、竭澤而漁，隨之而來的是環境污染。面對資源約束條件的如此變化，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在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和經驗時，應當不失時機地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經濟增長模式的技術含量，把中國制造轉化為中國創造，這是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以后的現在，我們更應當不失時機提升經濟增長模式。

第三，必須進一步構建吸引人才的環境

企業要獲得長遠發展，人才起著關鍵的作用。同樣，創造國際品牌和提升產業結構也需要高質量的人才。我國農業是一個幼稚性產業，而美國經過短短的兩百年時間成就了超級農業大國。二戰后一些戰敗國經濟在不長的時期內迅速復蘇。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無外乎他們有先進技術和科學的管理以及高素質的人力資本。

*新調查顯示，職業穩定性差、缺乏良性的企業文化、待遇低是中小企業或者說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吸引人才的三大軟肋。大企業可以憑借其名氣和雄厚的實力吸引各種人才，而名氣和資源都相對處于弱勢的中小企業，在吸引人才方面有種種的不利。然而，中小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如體制靈活、對環境反應靈敏、發展潛力大等，人才在企業的發展機會也比較多。因此，建立有效的吸引人才的機制，應成為中小企業壯大發展的重要戰略規劃。要善于發揮自己的優勢，抓住一切時機，有效地、充分地利用企業所有的資源，以各種方式努力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和環境。

所有的企業都應當盡可能著力于積*向上的企業文化建設，美國硅谷較之于128公路地區的成功，就是以其*為活躍的機制和網絡，吸引了更多的企業精英。

第四，必須不斷提升企業制度，探討企業超越華人文化的途徑，使企業制度永遠充滿彈性、張力和活力

**社會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會繁榮和道德的重建》一書中認為華人文化是種低信任度的文化，即只信任自己的親朋好友，因此全世界華人的企業都不大。而一定的合適的規模對于一個企業降低成本，更有效率的利用資源，增加競爭實力有著重要的作用。如同世界上所有的民營企業一樣，我國的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都采用了家族式管理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創業的*初階段，由于家族成員的凝聚力、戰斗力，存在著一定的天然合理性。然而家族式企業又天生有它的歷史局限性，例如家族成員特別是其中能干的成員畢竟有限，科學的管理往往受親情的羈絆。發展到后來則易出現內部摩擦，甚至由于內訌而使企業分裂。因此，家族式企業的企業制度必須及時提升。

發達國家的企業發展歷史顯示，一般的企業開始都是家族式企業，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和法制的逐漸健全，家族色彩越來越淡化，即使是家族式的企業，實質上也有兩種不同的家族制。一種是比較原始的家族制，一種是現代家族制。現代家族制企業，注意參股，實現股權的多元化，注重人才的吸納和管理的規范等。它通適應于現代市場經濟，更接近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我們民營經濟的企業制度發展的方向，**是向現代家族制過渡，在這一過渡過程中逐步淡化家族制色彩，并*終逼近現代企業制度。中國民營企業能否跨越傳統華人文化的羈絆，是民營經濟面對的世紀性命題。

第五，必須自覺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應當是產權明確，約束硬化的真正的企業。這樣的企業當然應當以盈利為目的。然而企業的活動必須納入各種法規和政策的框架，誠信、不生產假冒偽劣，不坑害消費者，不做欺騙性的宣傳，不污染環境，必須善待員工，照章納稅，所有這些都是對企業*基本的要求。實際上，企業不僅應當滿足這種*基本的要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企業與社會之間也存在著一種和諧，越來越承擔著相應的社會責任。美國學者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在他們所著的《企業、政府與社會》中指出，企業“有義務按照我們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的要求，制定政策，作出決定，采取行動。決策和行動的采取，至少部分地要考慮企業直接的經濟和技術以外的原因。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條件下社會所賦予企業的經濟、法律、道德的以及人道主義的期望”。

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須有*強的社會責任意識。企業能否良好地履行社會責任，關系到企業的社會形象，也是企業的無形資產。隨著我國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企業能否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還會影響到它在國際交往中的形象和成績。

第六，必須不斷提高企業家自身素質和能力

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靠的就是有沒有很多強大的企業支撐，而一個企業是否強大則靠的是有沒有一個值得尊敬的企業家。市場經濟*為發達的美國、德國、日本，其企業之所以世界知名，競爭力強，完全仰賴于素質*高的企業家。

目前制約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中，缺乏創新意識和發展動力不足，以及文化素質較低，無疑是相當多數的企業家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發明與創新是長期經濟周期背后的驅動力。由銀行信用支持的發明導致了創新與日益的繁榮。市場經濟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即破壞性創新。在熊彼特看來，作為市場經濟“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市場經濟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904年到美國考察后，寫出了**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指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從歐洲逃到美國來的新教徒（也稱清教徒）帶來的倫理道德、職業精神有直接的關系：新教主張人們必須把勞動視為人生的目的，必須盡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責任。因此，新教“具有把人們獲得財富的要求從

傳統倫理中解放出來的心理功用。新教不僅把人們獲得財富的沖動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視作上帝的旨意。”人們有責任賺錢，有責任成為富人，因為這是在為上帝增加榮耀。同時，新教給予勤勞、節儉、守諾、誠信等敬業精神積*的道德肯定。于是，企業家是為了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了生存才經營事業。一旦上升到這樣的層次，其前進的動力就會永不枯竭。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家，普遍受過高等教育，要么是科學家、要么是工程師。而我國由于歷史的特定的原因，相當多數企業家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這不但不應當成為驕傲的理由，相反應該成為企業家充電學習的動力。通過學習，不斷提升駕馭市場經濟、管理企業、識別產業發展趨勢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從經營實踐中得來，也可采取到學校充電的方式使之得到提高。

民營企業要在以上需要提升的方面有所作為，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從社會層面來看：

**、要從更為深刻的角度認識發展民營經濟的偉大意義。一旦選擇了市場經濟就要真心實意地發展民營經濟。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明確，硬化預算，這恰恰是民營經濟的先天特點。市場經濟可以激發調動人的潛能，可以擺脫資源的束縛，提升經濟增長模式；可以掙脫傳統文化的束縛，重建一種更有活力更加和諧的機制；可以使企業解決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使國家強大、社會和諧。必須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發展民營經濟的意義，而不是動輒懷疑民營經濟。應該認識到很多問題之所以出現，恰恰是民營經濟不夠發達的結果。

第二、真正的解決平等進入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全部魅力在于競爭。原西德總理艾哈德的《來自競爭的繁榮》指出：競爭是獲致繁榮和保證繁榮*有效的手段。而民營企業能不能平等進入就是能否產生有效競爭的關鍵因素。國務院“非公經濟36條”的出臺，說明我國在消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上又邁出了可喜而堅定的步伐，它對于促進我國民營經濟的快速、健康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其*終落實還需要很多操作性措施和相關部門的努力。廣電、民航、電力、電信、石油、石化及其他壟斷性行業，非公企業真正要進入還是很難。此外，金融體制改革有待于進一步到位，一些地方、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保證條件要求很高，非公企業獲取貸款并非易事。而且在社會上，還存在著對非公有制經濟作用認識不足的問題。各級政府依法行政的自覺性也有待加強。

第三、切實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亞當·斯密指出市場經濟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同時，強調市場經濟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不通過合理的法律程序，任何人的財產都不會被剝奪，不會被沒收。私有財產權得到有效保護，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更有效地保護公有財產權，也有利于中國社會更加現代和理性的發展。

保護企業的財產，不僅包括物質意義上的財產不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不被分割和沒收，還包括必須切實有效地保護企業之間，企業與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經濟合同，債權債務關系，保護企業的品牌、商標、知識產權等。保護私人財產的問題，從黨的文件到剛剛修改過的憲法都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我國已經進行的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現在的關鍵依然是如何操作和落實的問題。

解決以上問題的舉措和設想

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如果觀一斑而見全豹的話，則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應當解決的問題。民營企業本身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論述，需要探討的是政府層面應該如何工作，才能有利于上述問題的解決。

就中央政府而言，**是應該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包括實現戰略目標的戰略模式。就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而言，必須強調科學發展觀，強調統籌發展，強調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強調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和民族品牌的振興，并以此作為對地方政府考核的標準。考核標準是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誘導信號，必須盡快使之科學化、規范化。

其次是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邁克爾·波特認為國家優勢的核心是“發明”和“企業家”，而造就“發明”和“企業家”的則是激勵創新的環境。他強調，“事實上，要預測一個公司或個人比較可能創新并不容易，還不如預測哪個國家適合創新，比較切實可行。”因此，政府政策的著力點應當是力促競爭環境的形成。目前應當力促平等進入，發展教育和進行教育改革，進行政府職能的調整和相關機構的改革。

就地方政府而言，工作的重點應當是促進本地市場因素的發展，而不是自己直接扮演市場主體角色。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經指出，“財富的生產力較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在這里，市場因素就是財富的生產力，民營經濟天然是市場因素。要千方百計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鼓勵創業，并使其蔚然成風。一旦具備了這樣的氛圍，不但已有的民營企業可以得到提升，還可以使民營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民營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起來。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