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溫州市區一家鞋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給記者打來電話，稱他們已組織人員到安徽等地大量招收務工人員，以解眼下用人之急。
一向被認為廉價勞動力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令人意外地發生大范圍“民工荒”。不少人認為，這是長期漠視民工利益的代價，這是民工在對不公平的待遇說“不”。民工告急，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會帶來整個社會的連鎖反應。
找個民工咋就那么難？
每天清晨，在溫州蒲鞋市開飯攤的汪女士和丈夫都早早起床，喚醒了在店里幫忙的兄弟和家人起來做事，然后又睡眼惺忪地拉出小三輪車趕到菜市場買菜。
這些本是飯攤打工者做的事情，現在都由老板一家子所代替。汪女士的飯攤以往都要雇三個男工過來幫忙。男工在汪女士的飯攤做事，除包吃包住以外，每月能按時拿到６００元的工資。一直以來，汪女士和她的雇工們的關系都還不錯。
但是從前幾個月開始，在汪女士飯攤做事的工人變動特別頻繁。“幾乎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有人辭職不干，我得不斷從外面找人補上。”汪女士說。
這樣的局面也沒能維持多久。今年進入七月，汪女士就再沒有招到工人，飯攤全靠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努力支撐著。“我們不知道能支撐到什么時候，為什么找個民工就這么難呢？”當記者采訪汪女士時，她不解地問記者。
據業內人士剖析，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向上進取的念頭，除了包吃包住，還能拿到一定的工資外，也有人會考慮到發展和提升，如果一個崗位沒有給他這方面的希望，那么，如果有待遇更好或者活更省力的地方，原先的崗位就失去了吸引力。
和汪女士同樣碰到招工難的還有溫州經濟開發區一制筆企業的周經理。
幾個月前，該制筆企業接到一筆大訂單。由于人手不夠，周經理立馬向市區幾家職業介紹所發出急招的訊息，但是此后幾個月，卻一名也沒招到。*后，訂單上任務還是靠企業里老工人加班加點勉強完成。所有員工包括周經理本人都累得夠嗆！“以后說什么也不敢隨便接大訂單了！”周經理不無惋惜地說。
在永嘉一制鞋企業從事管理工作的曾先生認為，周經理犯的是溫州大多數企業容易犯的毛病。等到有訂單時，就到介紹所招人，沒有業務時，就解雇工人。現在，民工對這種毫無保障的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用工方式要說“不”了。
“要走，也是被逼的！”
老板招民工為什么會這么難？溫州市社會和勞動保障局職業介紹中心副主任陳生競向記者介紹說：“事實上，這個難題在兩年前就已初露端倪。”
據一項調查數據表明，近幾年，到溫州的民工每年人數正以１０％的速度遞減，特別是今年，受全國“民工荒”大環境影響，赴溫民工遞減人數已高達２０％。
大批的民工離開溫州，究其原因又是為什么呢？這個問題，也許只有那些要離開的民工*有發言權。７月２２日，記者在溫州火車站候車室里對將要離開溫州的民工進行了一番調查。
火車站二號候車室里，記者**遇到的是林老漢。這位來自金華農村的“老打工”正半圈著腿坐在椅子上，一臉皺紋呈現的是艱辛和滄桑。“我來溫打工已經１４年了，這次回去不再來溫州了。”林老漢有些傷感地說：“現在在溫州打工工資低，房租卻高得厲害，加上暫住費、衛生費、管理費，各種各樣的收費，在這里連自己都養不起了，還怎么省錢寄回家？”
“很多人都回去了，這樣下去，老板會招不到工人的。”一打開關于民工的話匣子，他的話就滔滔不絕，“在家里做還合算得多，起碼費用低。在溫州打工，平時老板每月只給預支一兩百元的生活費，都是年底才算工資。如果做不滿一年的就慘了，不僅工資一分也拿不到，就連年初押老板那里的１０００元也要不回來了。你說這樣子，想要在溫州打工有多難呀？”
１０年前，林老漢來溫打工，他帶了老家的４８個年輕人一起過來“淘金”，而今這批人僅剩４人仍留在溫州。
采訪中，記者還遇到了一名４０多歲的江西女子王美娟。王滿臉黝黑、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了很多，王美娟很是氣憤地告訴記者，她于一個多月前來溫州尋工，看到甌海區南白象鎮的一家制衣廠急需女工，就去應聘了，進去干了幾天后才知道該廠原先一些老工人都不愿在這里工作，是因為老板不及時發工資，加上對員工又不尊重，于是她也決定不干了。她再三要求結算工資時，原本１００多元的工錢，苛刻的老板只給了５０元。今天坐車到窗口買票時，她才發現這張５０元的紙幣竟然是假的。提起這，王美娟的眼里滿是哀傷的淚水。
**時間里，記者先后對２０多名民工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除了３０％的民工是因為廠里停工放假外，其余６０％至７０％的民工出走都和老板不講誠信、用工環境差有關。
浙江金克明律師事務所主任金克明律師對此分析說：民工作為勞動者，他本身具有雙重屬性，現在，一些企業只看到其自然屬性的一面，把人簡單地當作工具使用，在拼命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對民工的社會屬性視而不見，缺乏對外來務工者權益的起碼尊重。
告急背后的“多米諾骨牌”
“民工短缺問題是一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溫州市社會和勞動保障局職介中心的陳生競形象地比喻。
**塊“多米諾骨牌”是《勞動法》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陳生競認為：民工短缺問題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雖然《勞動法》頒布已有１０年時間，但《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各項保障權益在一些中小企業中還是無法得到實現。
第二塊“多米諾骨牌”是用工環境不規范。陳生競介紹說，由于《勞動法》得不到很好的貫徹，加上溫州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屬勞動密集型企業，產品附加值低，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企業主往往采用一些不法手段，導致用工環境很不規范。
這種不規范的行為主要體現在：企業主無視工人利益，任意克扣工薪和惡意欠薪現象嚴重；其二，物價上漲，工人的工薪卻不見上浮，企業主通過增加勞動時間，加大勞動強度來追求利潤*大化；其三，企業主也無視工人健康，一些企業生產環境惡劣，員工在有毒有害的車間做事，沒有任何安全保障。另外，還有一些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一旦接到大量訂單，就大批招聘生產工人，而一到淡季就解雇工人。
第三塊“多米諾骨牌”是民工大量出走。陳生競認為，民工出走和用工環境差是息息相關的。出走的民工回家后，會把自己的不平經歷向自己的親人、朋友，乃至整個鄉村進行傳播，這就導致許多本想外出打工的民工放棄了念頭，城市民工短缺再度形成惡性循環。
“這三塊骨牌反映的其實還是老問題，在過去它們表現并不明顯。但是現在由于國內就業形勢急劇變化，特別是其他城市經濟得以迅猛發展起來，人家在用工上開始講究規范，而溫州很多企業管理模式還沒大的變化，造成許多民工向他們認為好的城市聚攏。溫州喪失了原先的優勢，因此三塊骨牌的連鎖反應就特別明顯。”陳生競說。
除此之外，一些來自民間的聲音認為，溫州這個城市生存成本太高，如房價高、語言排外等現象，也阻擋了一部分人的腳步。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民工，我們的城市將會怎樣？現在，城市的許多行業都離不開民工，與城里人一樣，民工用自己的勞動為社會創造著價值，也盡力改善著自己的生活。然而，同樣作為勞動者，民工的權益卻總是被漠視、忽略。有時，他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卻拿不到應得的血汗錢；三伏時節，他們每天在烈日下工作１０多個小時，卻得不到應有的防暑降溫勞保。
是啊，只有大家都有了尊重民工、尊重民工勞動的意識，民工的生存環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他們才會愿意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