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鞋行為具有一套邏輯嚴密的行為鏈條與實踐邏輯，需要使用閾值理論揭示這種微觀行為匯聚成宏觀行為的動態過程。引爆過程中，不同主體的閾值條件、角色分工與行為表現各不相同。

**，源頭發起者造勢，通過科技元素、文化元素、饑餓營銷、限量發售、網絡報名、抽簽搖號等方式，制造氛圍。第二，鞋圈大佬鼓吹暴富神話，明星網紅推波助瀾，職業鞋販子瘋狂掃貨等，打造營銷火爆場面。第三，固有的買鞋行為（跟偶像風、收藏風、潮流風）被利用，客觀上形成“臨界群體”效應。第四，互聯網平臺提供交易便利，助推鞋價一路飆升。鑒鞋師、鞋圈大佬、鞋販子、職業炒鞋者等“專業人士”粉墨登場。建立QQ群、微信群等炒鞋組織，不斷收攏學員加入。收取學費、傳授經驗、發出指令。新人不斷加入，集體行動隨時會引爆。*后，成功突破大眾閾值，行為鏈條貫通，引爆全民跟風熱炒。除了旁觀者，小鞋販、“黃牛黨”、大學生、大爺大媽都沖進鞋市，成為“散戶”接盤。

健康的球鞋文化和體育文化，應予以保護。但是，對于跟風熱潮等“泡沫”行為，應從思想、文化與管理層面予以治理。

關鍵詞：炒鞋；集體行動；鏈式引爆機制；閾值理論；出圈

通常，鞋子是用來穿的，是一種生活必需品。但是在現代數字社會，也可以被用來炒作了，具備了一定的金融屬性。炒鞋更是成為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從青年的行為到全社會參與的熱潮，炒鞋現象所呈現出來的從局部到整體的引爆機制，值得深思和研究。

一、炒鞋定義及其基本條件

球鞋原是保護足趾、運動健身的基本服飾。隨著時尚、科技、潮流、符號等元素的不斷嵌入和融合，球鞋逐漸從實用性、工具性的商品變成文化性、符號性的追求[1]，吸引眾多年輕人的追捧和購買。球鞋的成功“出圈”，引發了全社會與國內外的“炒鞋”現象。

所謂“炒鞋”，是指購鞋者買到球鞋后，并不是自己穿，而是進行轉賣，賺取差價[2]。

炒鞋要發生，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1)稀缺性。炒鞋能夠成為一種熱潮，稀缺性是必要條件。由于球鞋發售量有限，購鞋人數遠遠超過發售數量，“一鞋難求”成為常態。炒鞋者通常是*早的排隊者，或者通過內部渠道，可以獲得這樣的稀缺性球鞋。

(2)符號性。所謂“炒”或“炒作”，就是運用各種傳播與宣傳工具推銷某件物品或商品。其中，符號消費與文化因素起到了關鍵作用。炒作通常不能增加物品的使用價值，但會增加心理價值、符號價值、交往價值與社會價值[3]。借助各種方式的宣傳，不斷增加球鞋的文化價值或符號價值，就可以抬高溢價空間。球鞋“炒”過之后，使用價值沒有重大改變，但作為文化與符號的載體，其心理價值、社會價值卻能夠翻倍。

(3)卷入性。隨著價格不斷上漲，參與的人數與范圍不斷擴展。從小眾青年的收藏與愛好行為，迅速演變成社會大眾廣泛參與的囤積居奇與搶購熱潮。在此過程中，個體不斷被集體行為吞噬，社會成員持續卷入其中。

這種肇始于青年、迅速擴散到社會大眾的集體行動，背后是一種人類群體行為的機制邏輯在發揮作用。

二、從青年到全民：炒鞋的發展階段

“全民熱炒”在中國曾經多次出現。炒鞋之前，是炒房、炒股、炒幣等。2001年，溫州**支購房團現身上海，帶動“深圳炒房團”“山西炒房團”等炒房大軍相繼涌現，掀起“全民炒房”熱潮;2007年，A股迎來牛市，大量股民入市，引爆“全民炒股”之風；2017年，比特幣急劇升溫，參與者一哄而上，爆發“全球炒幣”運動；2019年，炒鞋在全社會驟然興起，大量年輕人涌入，并帶動社會成員的狂熱參與，引爆“全民炒鞋”熱潮。在本質上，他們都是人類群體行為。

炒鞋的發展分為三階段：

(1)青年自組織與圈子文化階段。2015年以前，球鞋只是一種小圈子文化，是一種特定圈層的青年文化。動輒上萬元的球鞋價格形成了*高的入圈門檻。成熟穩重者不會花這么多錢買鞋，這種文化只能在青年群體內流行，還沒有大規模擴圈。早期采取“先到先得”的發售方式，使鞋迷在線下店鋪排隊，為自己爭取購買原價鞋的機會。買不到，也就作罷，很少想到要以高價向他人購買。

(2)互聯網大規模營銷階段。隨著潮流元素與時尚文化不斷轟炸，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接觸并參與球鞋炒作，導致球鞋需求量、關注量、購買量急劇上升。互聯網技術，助推了各類球鞋交易網站、交易平臺、自媒體平臺的上線，“抽簽搖號”成為主要發售方式。滋生一大批專職或兼職的鞋販子參與搶購，并進行二次甚至多次加價售賣。原價購鞋愈加困難，“炒鞋”隊伍開始出現并逐漸擴大。2019年8月，AirJordan和Nike旗下大部分球鞋出現了動輒一倍的增幅，被鞋販子稱為“球鞋起飛日”。當日，成交量前100球鞋中，26個熱門款的成交總金額高達4.5億元，超過同日新三板9431家公司的成交量[4]。

(3)賺錢效應、金融屬性與全民熱炒。2019年開啟“炒鞋元年”，球鞋正式接替“炒房”“炒股”“炒幣”，成為“炒炒炒”時代的新“炒”對象。“沖沖沖”更是拉爆球鞋市場，百人排隊、千人排隊盛況不足為奇。鞋販子為搶購某雙球鞋，往往要在品牌店門口排隊幾個小時，排隊人流蔓延數百米。更有甚者，為了“挑碼”，提前在店鋪門口扎帳篷通宵排隊。2019年3月，就有近37萬人參與某鞋的線上抽簽，線下也有數百名搶鞋者在商場外排隊12小時，就為了搶到這雙AJ6櫻花粉球鞋，使得原本市場售價1399元的球鞋，被炒到了2700元。無獨有偶，阿迪某限量款椰子鞋黑天使，也被鞋圈“炒”到2800元~3500元不等。全球發行限量只有89雙的AirForce1MidTisciWhite，從260美元竟然被爆炒到31650美元天價。炒鞋圈廣泛流行“球鞋一面墻，堪比一套房”“熱門鞋款半年漲價幾十倍”“職業炒鞋年入百萬”等口號，不斷吸引年輕人進來“分羹”。

炒鞋市場，像滾雪球一樣越做越大，并具備金融屬性，投資與賺錢效應明顯。鞋圈中流行“鉤子一反，傾家蕩產；喬丹帶兜，全家喝粥”口號，側面反映了金融屬性與投資風險。準股票交易模式開始出現，例如StockX、GOAT、Nice、“毒”等交易平臺涌現，提供互聯網虛擬交易場所。相關炒鞋指數，喬丹指數、耐克指數與阿迪三大指數相繼推出，作為市場風向標在不斷推波助瀾。

三、相關理論視角與閾值模型引入

基于符號性、稀缺性、盈利性等功能，大量人群被吸引和匯集起來。他們討論、關注、排隊、搶鞋、買鞋、囤鞋、賣鞋，形成了嚴密完整的行動鏈條。年輕群體與活躍分子不斷擴充球鞋圈層，帶動了其他人的參與熱情。球鞋不再是個人愛好與收藏，而是一種跟風參與的行為標的。由個體到集體的聚合過程隱藏“炒鞋”的實踐邏輯。

關于炒鞋，有幾類理論可以解釋：

(1)稀缺性理論。稀缺是人們行為的重要動因[5]，也是價值感存在的重要基礎。稀缺物品被認為是不能被大量生產的藝術品[6]。之所以能成為社會財富，一方面該商品對我們有用，另一方面它的數量有限。正因為如此，稀缺性商品具有一種天然魔力，刺激消費者的購買心理，使得人們想方設法搶購，人為制造了高昂的價格與較高的溢價空間。稀缺性理論為人的購買動因提供了理論解釋，但是并不能解釋行動的過程。

(2)符號消費理論。所謂“符號消費”是指人們除了消費使用價值，還消費其所附加的心情、美感、檔次、情調和氣氛等“意義”或“內涵”[8]。凡勃倫*早發現，“有閑階級”消費不僅是為了獲取產品的功能，更是要通過消費滿足自尊心、獲得他人尊敬[9]。現代社會，仍然如此。人們不僅追求物質的滿足，更重視自身個性、身份、地位、財富、權力的彰顯，以此獲得社會地位、滿足求新需要、進行階層區分、產生自我與群體認同[10]。人們對產品的關注逐漸不再是經濟價值，更注重不可見的精神、文化、時尚、社交等附加價值。

上述的理論都存在靜態性缺陷，作為必要性解讀是合理的，但仍然不能解釋個體微觀行為匯聚成群體宏觀行為的動態過程。要研究炒鞋如何從個體行為演化成群體行動，需要回顧人類群體行為或集體行動理論。

炒房、炒股、炒幣、炒鞋的背后，本質都是人類的集體行動機制在發揮作用。集體行動是一個涉及不同種類、不同數量的參與者以協調或非協調方式進行活動的集體現象[11]。

從經濟理性人角度看，奧爾森認為一個人是否參與集體行動，取決于個人獲益度、效益獨占的可能性與組織成本[12]；

從社會資本角度，秦愚認為集體行動是建立在社會資本積累基礎上，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自發形成的[13]。而在中國，集體行動的達成，受到政府、市場與社會機制的三重影響[14]；

從文化角度看，Snow認為集體行動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動者對參與行動意義的共同理解是否一致[15]。夏瑛也認為只有集體行動鼓吹的價值與規范與個體的認知相一致時，才能引起共鳴、達到動員目的[16]。魏海濤則在文化社會學基礎上，構建了一個集體行動形成的文化理論模型，認為文化通過結構匹配機制、文化交互機制、情境性機制和文化動員機制塑造了集體行動在不同節點的表現形式、作用機制和互動過程[17]。沒有微觀個體參與，就不會匯聚成集體行動。

因此，微觀個體的行動角度分析也非常重要。泰勒認為，個人力量有限，很難在現有社會結構中找到突破口，集體行動具有放大效應，能夠破解個體行動困境[18]。宋丙濤具體指出，存在利他的精英、自私的精英、利他的大眾、自私的大眾行為等四種行為模式。個體扮演的角色具有差異性，對行動后果、集體利益產生不同作用[19]。

上述群體行為理論，只解釋了個體是否參與、參與條件、參與模式等，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解決個體在何時參與以及眾多個體行為卷入其中的動態過程。上述理論多運用制度性、文化性、結構性概念去闡釋集體行為。從個體行動，到加入集體，*終全民參與，這是一個動態過程。

目前而言，閾值模型的動態過程解釋力是*強的。閾值模型是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建構的數學模型，是數理社會學經典模型，超越了經驗現象和概念闡釋，將理論邏輯轉化為精確的數學語言，以數理模型解析集體行動，實現靜態要素分析和動態過程分析的結合。同時，閾值模型具有拓展性，實現向其他問題的擴張和延展[20]。

閾值，是指能夠產生效應的*低值或*高值[21]。個體參與群體行為之所以存在閾值，是因為個體的參與存在風險與成本。個體是否參與，取決于已經參與者的比例，此即為閾值。閾值服從一個正態概率分布。當客觀情況滿足閾值，個體便參與群體行動。現實中，成功發起集體行動，不僅需要靜態主體參與，也需要動態的行動演化。將個體閾值從低到高排列，零閾值者稱為煽動者，閾值較高者稱為保守者。閾值*低者*先參與，個體按照其閾值條件依次受到激發，陸續加入到集體行動。同時也存在高閾值的保守者，不管參與人數規模多大都不會參與，成為集體事件的旁觀者[22]。閾值模型用“鏈式規則”，為群體行為“引爆機制”的發起、醞釀、參與、爆發的每一個環節，提供了全過程的動態模型參考和數學過程復現。

四、集體“炒鞋”的行為主體分析

炒鞋過程中存在很多行為主體，行為閾值各不相同。從整個社會系統來看，閾值呈現某種對稱性分布。按照進場順序和閾值高低，包括以下行為主體：

(1)源頭“發起者”。發起者是集體行動產生的首要前提條件。炒鞋中“炒鞋”的發起者，就是策劃者、組織者和***。他們將球鞋帶入市場，控制和策劃球鞋的設計制作、包裝宣傳、發行出售、交易買賣的全過程。不管其他人是否參與，發起者都是*先加入行動的，并吸引其他群體加入。因此，“炒鞋”發起者是零閾值者。

發起者構成復雜，行動策略不同。同時，也會受到集體行動的影響而改變行動策略。總體而言，發起者主要包括兩類主體。**是廠商、品牌商和代理商。目前，耐克、阿迪達斯、喬丹三大品牌風靡鞋圈。他們作為一級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在鞋款資源、發售價格、發售量、發售時間等方面具有決定作用，承擔產品提供、推介宣講、完成銷售、售后服務、維修維護等一系列責任。第二是交易平臺。互聯網交易平臺的上線，為球鞋的二級市場創造了行情與交易的通道。交易平臺不僅提供發售信息、熱銷榜、漲價榜、降價促銷等信息，也為其提供咨詢鑒定、閃電發貨、擔保預售等服務。

(2)帶頭“領軍者”。領軍者是必備條件。“炒鞋”被發起之后，領軍者緊跟發起者，參與到渲染、鼓吹、宣傳、推廣球鞋的活動中，迅速擴大參與規模，承擔內部聚合和外擴動員的角色，通俗而言其扮演“托兒”的角色。其主要功能是獲得利益、賺人氣、帶貨、漲粉等。緊跟零閾值的發起者，他們是低閾值者。主要包括三類。

**是明星、網紅、博主。明星、網紅、博主等有大量的粉絲群體，是行走的廣告牌，利用自身的流量引人注意、強化球鞋價值、擴大球鞋影響，吸引其他人競相模仿[23]。第二是職業的鞋販子、鞋頭等。他們是所謂的“莊家”“尋租者”。在“炒鞋”中，鞋販子進行大量掃貨、囤鞋，將稀缺的球鞋集中到自己手中，持有大量庫存，掌握鞋圈的話語權和游戲規則。第三是鞋圈“大佬”、鑒定師等。他們對球鞋文化、潮流時尚、球市發展等如數家珍，且自身也是眾多限量版、定制版、聯名款加身，深諳球鞋的字體、鋼印、材質、鞋標、走線，具備一定的辨真假、查真偽的能力。他們樹立起一種通過炒鞋發家致富的成功標桿，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入坑”。

(3)忠實“追隨者”。追隨者是民眾主體中的低閾值部分人群，數量超過發起者和領軍者。追隨者對領軍者的喜好、追求、品味產生高度認同和深度追捧。領軍者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激發了追隨者的參與動機，讓他們產生主動性的參與行為[24]。追隨者并非照單全收，發售一雙買一雙，而是僅購買、追捧自己喜歡的明星或網紅所“安利”、推薦、穿著的鞋子，或者收藏自己熱衷、喜愛的特定款式、品牌的鞋子。他們參與“炒鞋”，主要動機是為了自穿和收藏，而非二次販賣，屬于“接盤者”。因此在集體行動中，屬于中低閾值者。粉絲和球鞋收藏愛好者構成了主要的參與群體，通過買鞋向自己的愛好、偶像、信仰靠攏，但在客觀上參與制造了集體行動。他們從中獲取文化與情感而非物質利益，不再是簡單的追逐和喜愛，已經上升到致敬偶像和信仰的精神文化歸屬層面。

(4)盲目“跟從者”。他們是炒鞋中的“烏合之眾”，由于龐大的基數使得參與人數呈幾何級數增加，引發大規模社會性集體行動的爆發。跟從者不是專業人士，掌握的信息有限，對“炒鞋”背后的邏輯和規律并不知曉，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看到有人炒，所以炒。沖動、多變和易受暗示的特征[25]，使得他們受到其他人行為的激發，成為集體行動的一員。盲目跟從者的閾值是正常社會大眾的范圍，高于忠實追隨者。盡管他們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格或智力水平各異，但由于參與了搶鞋活動，他們變成了一個群體，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26]。看到其他參與者盈利，他們認為作為集體的一分子，也能夠賺錢暴利。因而出現了小鞋販、“黃牛黨”、大學生黨，甚至是基本不懂炒鞋的大爺大媽都聞風而動，跟著其他參與者參與到“炒鞋”行動中。

(5)冷靜的“旁觀者”。并非所有人都會受到刺激，盲目參與到集體行動中，也存在數量不少的理性的旁觀者。他們觀察到“炒鞋”現象，雖然發現炒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帶來經濟收益，但并不會進入參與其中。他們是理智、冷靜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爭取自己利益的*大化，其行為也是理性的[27]。他們審視到集體行動中的“泡沫經濟”，看清了“集體狂熱”背后的“割韭菜”真相，炒鞋不會帶來真正的收益和實惠，或者不認可這種方式。炒鞋雖然具有短期的高利潤，但背后必定有高風險的存在，尤其是對*后的接盤者而言。為避免成為“接盤俠”，他們不會參與到這種投機炒作行為中去。因而他們成為置身集體行動之外的旁觀者，是高閾值者。

五、炒鞋主體聯動與鏈式引爆過程

參與者是誘發集體行動的基本構成要素，但如果沒有動態行為的激發，參與者不采取具體行動就不會導致集體行動的爆發。從單一個體行為聚集在一起形成大規模集體行動，種種機制的聯結和動態環節的轉化成為必要的實現條件。

(1)源頭發起者造勢、營造氛圍、煽動情緒。宣傳造勢、營造氛圍、煽動情緒是集體行動成行的關鍵環節。所謂造勢，是指發起者通過影響、行動、宣傳、煽動等方式，人為創造出一種有利于集體行動產生的環境、格局、形勢和時機，行動參與人數能夠得到倍增的效應，以便誘發集體行動[28]。

具體策略包括有三個。

**，創新科技與文化潮流新元素。球鞋的消費需求也由*初的以穿著使用為基本的普遍需求，而逐漸發展成為如今凝結著多樣的外觀設計與生物力學內涵的高科技產物[29]。球鞋不僅是體育文化的代表，更是潮流時尚的象征。因此，廠商、品牌商等在球鞋的配色、款式、材質、風格、理念以及設計上造勢，不斷推出智能球鞋、復刻經典、聯名款和簽名款等。如Nike發售的Travis Scottx AirJordan 6，OFF-WHITEx Nike DunkLow，SacaixNike Blazer Mid等聯名款，每一雙都不容小覷，溢價空間*高，市場銷售火爆，Nike新品AdaptBBNike將高科技融入球鞋，打造出自帶系帶式籃球鞋，實現不用系鞋帶的夢想，使得國內玩家們對此款球鞋更加翹首以盼。

第二，采取饑餓營銷與限量發售。購鞋者追求個性化，不希望自己的球鞋與別人類同。鞋商抓住這種求異心理，進行限量銷售，限量制造出稀缺、檔次和品質的標簽，提高了球鞋價格[30]。限量發售控制了鞋市上某雙球鞋數量，使其成為“緊俏貨”，滿足購鞋者****的自我標新需求。例如，Air Jordan1 SatinBred在全球限量501雙，Trophy RoomxAir Jordan23白色款全球限量523雙，黑色也只有5000雙。物以稀為貴的心理成就了限量鞋的火爆。

第三，互聯網報名與抽簽搖號。除實體店鋪“先到先得”方式外，“線上報名，線下抽簽”成為官方提供的購買正品和原價鞋的主要方式。搶鞋者點擊發售的球鞋、選擇尺碼、輸入密碼、進入排隊序列、等待抽簽結果等，一系列簡單操作就可以完成搶鞋流程。國內外Stadium Goods、Grailed、StockX、GOAT、StockX以及“毒”與NICE等平臺均已實現技術賦權，門檻*低，一部智能手機就可完成。降低的參與門檻放低對參與者的要求，社會大眾都能夠進鞋圈。參與者的購買幾率一樣，全靠運氣。一旦搶到，就是賺到。既獲得實際收益，又會有千軍萬馬中分得一杯羹的成就感，加入搶鞋過程中，會產生集體歸屬感與心理認同感。即便搶不到，也獲得參與體驗感，“差點就搶到”的心理陷阱也會誘導他們持續參與搶鞋活動之中。

(2)領頭人推廣、宣傳財富神話、打造火爆營銷場面。領頭人透過各種手段、方式和渠道，將發售的球鞋傳遞給目標消費者，誘導其產生購買行動[31]。

**，鞋圈大佬鼓吹暴富神話。“幣圈賈躍亭”“股圈楊百萬”“房圈溫州人”“鞋圈殷十億”等人的成功案例營造了炒鞋有利可圖的假象。媒體不斷宣傳報道引起廣泛關注，激發潛在參與者加入。“別問，問就是沖，沖就是熱愛”的口號促使年輕人爭先恐后地進入鞋圈，試圖從中分得一杯羹，幻想一夜暴富。作為標桿，大佬買什么跟著買，大佬出售就跟風拋售。

第二，明星效應推波助瀾。明星、網紅及博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影響力*大，能夠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自身的行為也會影響其他人。廣告代言、明星帶貨、博主“安利”能夠帶火多款鞋子。他們也通過小紅書、微博、視頻網站等平臺測評、分享某些球鞋。購鞋者被“種草”之后，紛紛入手購買。例如，Adidas曾邀請過鹿晗、吳亦凡、范冰冰、Angelababy、水原希子、楊冪等明星為其代言，當紅小生易烊千璽更是成為Adidas的Neo系列及三葉草系列雙線代言人。《中國新說唱》中吳亦凡上腳了Adidas YEEZY BOOST 700 Salt配色，使得不少“韭菜”們紛紛跟風買入700系列。“出道為買鞋”的白敬亭一直愛鞋如命，一度因為球鞋上微博熱搜，獲得大量網民關注。

第三，職業鞋販子掀起小范圍的集體轟動。職業鞋販子由于資金充沛、信息全面、渠道廣泛、規則熟絡，能夠爭取到一級市場的大量原價鞋源，同時雇人排隊大批掃貨，將稀缺的球鞋、“黃金碼”集中到自己手中，造成產品緊張，影響炒鞋的交易規則，獲得暴利。其他潛在參與者在職業鞋販子盈利行為的刺激下，也會競相模仿，加入到集體行動中。Answer824作為鞋圈有名的“倒爺”，靠著炒鞋盈利數十萬，他的存在印證炒鞋有利可圖，因此其也獲得了16萬的粉絲群體，而模仿他加入炒鞋的也不在少數。

(3)粉絲熱捧、收藏愛好、潮流文化。球鞋逐漸從單純的服飾性商品擴展為文化符號。球鞋被賦予突出的理念、清新的形象以及深邃的文化內涵[32]。雖然在炒鞋集體行動中，存在大量的謀取暴利、“割韭菜”的投機者和投資者，也同時存在追求精神滿足和文化價值的球鞋愛好者的核心粉絲群體。

**，粉絲群體通過買鞋親近偶像。“飯隨愛豆”，大量粉絲由于自家偶像購買、穿著某個球鞋，或者代言某個品牌的球鞋，就會購買該球鞋。這些粉絲的追捧，使得某品牌球鞋銷售量急劇上升。甚至為了跟自己的偶像靠近，在某些限量款發售時也加入到搶鞋隊伍中。例如因《陳情令》大火的王一博，粉絲群體眾多。他上腳的每一雙鞋子具有超高曝光度和流量，粉絲競相購買，出現“球鞋脫銷”“一鞋難求”現象。

第二，SNEAKER文化、潮鞋文化、籃球精神也催生了一批球鞋收藏愛好者。他們喜歡球鞋主要是因為熱愛籃球運動，或者喜歡某個球星。比如耐克的AJ系列因為是以NBA***球星MichaelJordan命名的，尤其受追捧。科比、詹姆斯、杜蘭特、歐文這些球星在全世界各地擁有*大數目的粉絲，每推出一款新的球鞋，銷量都相當火爆。

第三，通過買鞋彰顯圈層文化。國內潮流文化的興起，打破了球鞋原本的圈層。他們接觸籃球、嘻哈、DJ、街舞、滑板等潮流元素，而球鞋可以說是他們潮流派頭的點睛之筆。他們有的是跟隨某個潮流設計師，比如創造“Yeezy帝國”的美國**說唱歌手侃爺(Kanye West)。有的是因為某個款式夠潮而買單。越來越多年輕人崇尚自由、獨立、個性和反抗，以穿著來展示自己的文化、態度、品位等，這是一種潮流文化。

(4)平臺交易提供專業玩法，炒鞋出現職業玩家。作為炒鞋中的一員，粉絲以及球鞋收藏者等低閾值者是區別于其他群體的。他們不跟大眾風，而跟偶像風、收藏風、潮流風。他們只參與搶鞋、購鞋，很少參與到囤鞋、賣鞋、倒鞋和炒鞋之中。他們是在主動消費購買中被迫卷入炒鞋的集體行動中。他們的熱情、愛好、文化等自發的行為，被源頭發起者和領頭人充分利用，成為吸引更高閾值者加入炒鞋的基礎和工具，這是*核心的鏈條。

**，金融化交易助推價格制造火爆營銷場面。平臺交易作為二手市場的主要交易地，為購鞋者買鞋、賣鞋提供*大便利，虛擬交易直接助推了球鞋價格的一路飆升。毒APP、NICE、有貨、斗牛等平臺充當交易中介，對每筆購買行為收取高昂的手續費和傭金，強化了平臺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賣家買家提供盈利空間。賣家將鞋子寄存在平臺上，有人下單后既可選擇發貨，也可留在平臺里繼續轉賣。實際上球鞋已經脫離了實物交易，球鞋幾經轉手但可能始終沒有離開平臺，交易雙方像在證券市場上一直在買空賣空[33]。鞋價也會在短時間內被迅速沖高。并且有的炒鞋者還會鎖單，把低價鞋全部下單拍空，但是不付款。信息閉塞、不了解情況的人會以為被鎖住的鞋正在漲價，然后跟風下單。

第二，鑒鞋師的出現。炒鞋的火爆催生大量假鞋、“莆田鞋”在球圈的泛濫。為了維護市場秩序，鑒鞋的職業也相應出現。買家支付鑒定費之后，由鑒鞋師提供鑒定服務，為交易過程提供鑒定保障。他們從球鞋的字體風格、鋼印情況、制造材質、鞋標款式、走線方向進行專業性鑒定，判斷鞋子的真假。但是，鑒鞋的門檻非常高且十分小眾，必須經過漫長時間的積累。很多的交易平臺沒有足夠的專業、標準的鑒定隊伍，導致高端仿品難以鑒定出來真假。

第三，一些鞋圈大佬、鞋販子涌現出來，擴充鑒鞋隊伍，集體行動規模又被擴大。職業炒鞋者建立QQ群、微信群，在這些“沖沖群”“核心猛沖群”中，初炒鞋者加入其中，在群里尋找能夠帶他們入行的人，職業炒鞋者收取“學費”后開始帶新人入門，向他們的學員推薦鞋子、鞋碼，讓其搶購，再告知他們何時出手。不斷有新人加入，集體行動一觸即發。

(5)越過大眾臨界閾值，引爆盲目跟風炒鞋熱潮。基于閾值理論，群體事件通常發動不起來的。因為存在臨界閾值問題，很難形成連續性鏈條。但是經過人為的運作，就可以突破臨界閾值，引爆群體行為，炒鞋中正是如此。自然狀態下，占人口少數的核心粉絲、收藏愛好者的球鞋文化只能在小圈層活躍，無法引導社會大眾進入集體行動中。

但是，經過發起者、領軍者的推廣運作，形成了一個閾值從低到高的完整的行為鏈條，成功地將社會大眾吸引和卷入其中，引爆集體“炒鞋”熱潮。跟從者使得參與人數比例到達臨界值，引發大規模的群體跟風參與，使得個體行為演變成了集體行動。小鞋販、“黃牛黨”、大學生，甚至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大爺大媽等所謂的“烏合之眾”都進入鞋市，開始炒鞋。

后來卷入的絕大多數人是接盤的“散戶”。他們的資金實力與信息掌握處于弱勢，不熟悉游戲規則，對于貨量、預訂量、球鞋配色、銷量知之甚少，無法預測球鞋市場轉向。同時，還會常常買到假鞋，是鞋圈的”散戶”。受到炒鞋宣傳和獲取暴利的心理驅動，這些“散戶”在“炒鞋玩家”出手之后，盲目跟風購買，試圖轉手進行再次獲利。當他們不知道該買什么時，便會反復翻看鞋圈大V們的視頻，“沖沖沖”群里沖什么，這些是發起者和領頭者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設計。他們一哄而上，見到什么搶什么。

不同于那些職業玩家，受資金量與時間精力的限制，他們只能“以賣養買”，即買一雙，賺取差價之后接著購買下一雙。他們*少能夠搶到原價鞋，有時為了搶到某雙鞋，往往需要跨城遷徙、抽簽購買。因此他們大部分需要在二級市場加價購買，待漲價后出售。作為多米諾骨牌*后或者靠后的一張牌，他們多成為接盤俠。“莆田鞋”“倒閉鞋”“肉少的鞋”以及“賺不了錢的賠錢貨”主要是砸在他們手里。從發起人制作、銷售，到帶頭人鼓吹，到跟從者追捧，*后盲從者一哄而上，構成了全民炒鞋的動態演化鏈條。

這是炒鞋這場集體行動的醞釀、產生、爬坡以及爆發的四個階段。整個過程，呈現環環相扣的流程化特征，*終引爆“炒鞋”的集體行動與社會現象。

六、全民炒鞋的消解機制與渠道

現代社會，人們從物質追求逐漸上升到精神追求。球鞋滿足了年輕人標新、求異、弄潮的個性化需求。稀缺性增加了附加價值，更增加了購買難度。暴利的追求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搶鞋、買鞋、賣鞋。球鞋從小眾愛好成功“出圈”，*終演變成為大眾參與的搶購熱炒風潮。閾值模型較好地解釋了這種動態過程。環環相扣的動態演化鏈條，成功引爆炒鞋這場集體行動。在行為鏈條的牽引之下，從發起人蓄勢，帶頭人鼓吹、跟從者追捧、社會大眾卷入其中，*終盲從者一哄而上、引爆集體行動，成為廣泛關注的社會新現象。

炒鞋、炒房、炒股、炒幣等這些人類群體行為的背后存在相似的行為邏輯。*后參與的大眾，都是擊鼓傳花的“經濟泡沫”，理性個體應避免卷入其中，成為接盤者。應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

(1)法律上規范。法律作為引導、約束人們行為的社會規范，能規范人們的外在行為和社會行動[34]。目前出臺的個人投資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產品質量法、價格法尚不能從法律層面判斷其不合理、不合法性質，游走在法律的邊緣地帶。應盡快制定法律法規、遏制此類炒作與跟風行為。

(2)市場上監督。炒鞋嚴重違背市場規律，存在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金融詐騙、非法傳銷等涉眾型經濟金融違法問題。同時，也造成假鞋泛濫，擾亂市場經濟。市場監管部門應時刻警惕“泡沫經濟”的虛假繁榮。出臺經濟政策，規范市場交易，抑制鞋價的不合理暴漲。限制炒鞋行為，降低鞋市風險。網信部門應對相關互聯網平臺予以嚴格監管、規范其經營。

(3)媒體上引導。媒體的渠道優勢、傳播力度、傳播效果非常有效[35]。應通過媒體宣傳，進行輿論引導。倡導理性的消費行為與投資行為，提倡勞動致富，打破不切實際的一夜暴富的幻想。在炒鞋集體行動風潮中，肩負起輿論引導的責任，引導炒鞋者理性認識球鞋。恢復球鞋本來的使用價值和文化價值，倡導健康的球鞋愛好和球鞋文化。

青年群體應及時看清炒鞋“割韭菜”的本質，拒絕被利用，成為*后環節的“接盤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