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快速時尚時代。讀到這篇文章的大家，衣柜里有多少件衣服來自于H&M，Zara，Gap等快時尚品牌呢?

年輕消費者癡迷于跟隨時裝周上*新的流行趨勢，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又無法負擔設計師款的價格，快速時尚行業因此而興起。

每年擁有52個微季節的時裝行業的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快速時尚巨頭H&M和Forever 21每天都會收到新的服裝發貨，Topshop每周提供400種新樣式，而Zara每年發布20,000種設計。

這些響當當的牌子成為*受大眾歡迎的選擇。它們以經濟高效的方式快速生產出款式新穎價格低廉的衣服，以響應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口味。

而在光鮮的背后呢?誰在生產你的衣服?

生產這些衣服的工人都來自哪里，過得怎么樣，他們正在經歷些什么?這些本應得到關注的問題，卻常常隱沒在大眾視野之外。

一直被剝削，隨時被解雇

快速時尚的產業鏈*其復雜，連接全球多個國家，這些總部位于英美等發達國家或高收入地區的銷售品牌將生產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一級供應商公司。再由這些一級公司將生產再分包給其他二、三、四級制造公司或供應商。

而由于產業鏈過長，這些實際在生產產品的供應商根本無法獲得快速時尚品牌的正式授權，也就是說，品牌不承擔任何法律義務來確保下游工廠底層員工體面的工作條件。

這些下游供應商往往來自于印度、孟加拉國、緬甸、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南亞和東南亞居多。

它們被快速時尚品牌相中的“優點”無非在于：底層工人基數龐大、人力成本低、地租便宜、生產能力強、政策社會配套保障建設薄弱，還有，當地人的維權意識淡薄。(原本居全球生產主導地位的中國，由于近些年人力成本升高，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國家。)

當地政府往往會對它們提供巨大的稅收優惠，原因在于制衣工業幾乎是其中一些國家的經濟支柱。孟加拉國約有410萬人在服裝工廠工作，它是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服裝出口國，服裝業占了該國出口收入的80%，可見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從事制衣的工人到底過得怎么樣卻往往不是快速時尚品牌、上游企業和制衣廠所在國家政府所考慮的。

從工資來看，在商業邏輯下的時裝業往往試圖通過減少在生產上的花銷來增加利潤，工人收入是首當其沖的受害體。

Amante服裝品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設計師表示，“我們不知道他們(供應商)怎么做才能給我們(品牌)*低的價格，但我認為他們給員工的工資肯定是*低的。”

為了跟上快速時尚對新潮流的旺盛需求，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底層工人成了高產量目標的犧牲品。

WAR ON WANT網站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接受自由》中顯示，印度的服裝行業深深依賴生產和開發的“血汗工廠”模式。工廠傭工的月薪為60英鎊，不到印度全國人均工資的一半。

以生產女式襯衫為例，生產目標是每小時20件，為此一些工廠的工人每月甚至會加班140小時，每天直到凌晨2點。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60%的印度工人依舊無法達到生產目標。

負擔過重的工人經常遭受加班或無薪無休的壓榨，法定的午休時間被占用，去洗手間或喝水的時間都要被計算。

H&M供應商工廠的一名工人解釋說：“我們不允許去廁所，因為產量目標太高了。如果上廁所，誰來做這項工作?誰來完成目標?如果我從廁所回來的時間太長，主管將帶走我的機器線圈。我必須去找他，必須告訴他我為什么在廁所里花了這么長時間。”

而這些分包供應商由于未經授權也沒有登記注冊，工廠運作不受政府監管，工人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他們在工作中會接觸到有毒化學物質，其癥狀范圍從皮膚刺激，皮疹或呼吸問題到更嚴重的癌癥，甚至可能導致死亡。

但在這里，無人關心他們的死活，在工廠內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他們只是機器，只是一個數字。

而當他們未能達到這指標時，工人會遭受權力掌控者肆意的身體，語言和性暴力的懲罰，成天活在擔驚受怕之中。

位于緬甸首都仰光的Zara工廠Myan Mode的34歲縫紉機操作員Ohmar Myint在三月底剛被解雇，她告訴BuzzFeedNews的記者：

“工廠老板擁有**的權力，無論他們剝削我們多少，我們都無法與他們平等談判。好像如果我們休假**，他們就會虧本一樣。在我們提早完成工作的日子里，仍舊無法離開工廠，我們只是又被賦予了另一項任務，一項再接著下一項……無休無止。”

每天結束工作時，她就感覺自己好像一臺電池耗盡的機器。

工廠中無人不知的秘密：性虐待

在快速時裝供應商工廠中，絕大多數制衣工人都是女性。以孟加拉國為例，占比高達85%，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也很接近這一數字。

工廠內的性騷擾、性虐待問題，直接和難以達到的生產目標掛鉤，但從本質上講，它是源于工廠內基于性別文化的等級制權力結構——管理職位由男性主導，而女性通常擔任機器操作員和檢查員。

男性占多數的管理層控制著女性占多數的勞動力，通過監視、剝削、虐待營造出令人恐懼的工作氣氛，使女性工人更難以主動舉報虐待事件。

WAR ON WANT網站在2011年發布的《制衣業陷入困境》報告中顯示，經過一對一的交談，孟加拉國的制衣女工中有四分之三在工作中被口頭虐待，例如被辱罵“妓女”、“蕩婦”，一半被毆打。

讓虐待事件難以被解決的原因還在于，制衣行業秘而不宣的“行規”。

全球勞工司法(簡稱為GLJ)在2018年發布的對蓋普(Gap)供應商工廠對亞洲女性服裝工人剝削情況的報告中，一位女士解釋說：“一旦工人投訴，她就被列入了黑名單，她將無法在任何一家工廠找到工作。”

換句話說，如果舉報了虐待事件，雇主報復的威脅可以遠遠超出該員工的工作場所。

此外，這些欠發達地區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一直存在。以Ohmar Myint為例，她在采訪中坦言，輪班結束后，自己仍然需要回到破爛不堪的家里做家務，將雜貨帶回家，為家人做飯。她**只有五個小時的非工作時間，而這些時間原來是留給睡覺的。

快速時尚正在加劇全球變暖

快速時尚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圍，僅次于石油工業。

從碳排放量上，印度、孟加拉國等*大的快速時尚供應商所在的國家和地區，也是化石燃料的*大用戶。供應商依靠煤等化石燃料來生產供給整個血汗工廠運轉的能源，加劇著全球變暖。

工廠生產出的大量成衣通過火車或集裝箱船，再通過鐵路或卡車發送給全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完成生產鏈的閉環。一件T恤的碳足跡估計為15公斤。這意味著T恤的碳足跡約為其自重的20倍。

水污染也是不可小覷的一部分。快速時尚造成了世界范圍內淡水系統的污染，特別是在下游供應商所在的亞洲。

我們近40%的衣服中使用的是棉花，這一世界上*常用的天然纖維。生產1公斤的棉線大概需要20,000多升水，而它只夠生產一件T恤和一條牛仔褲。

把原材料變成衣服需要多達8,000種不同的合成化學制品，包括一系列的挑染過程。這些含有害物質的染料，隨著排水管道滲入土壤、流入河流。

快速時尚重在數量，而非質量，衣物往往是洗一次就舊了，穿一季就扔了。隨著對快速時尚的需求增加，垃圾填埋場也隨之增加。

在全球每年生產的800億件服裝中，用不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制成的四套服裝中有三套*終將被填埋處理，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它造成的土壤污染是對全人類整體的損失。

疫情拉響制衣工人的生死警報

隨著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爆發，人們隔離在家中，對服裝的購買需求已經崩潰。以英國為例，英國人在三月份購買的衣服比前一個月少了35%，還是在完全實行封鎖措施之前。

一直以來，行業內品牌的常規做法是在產品發貨后付款，因此，當訂單被暫停或取消，付款也隨即暫停或取消。

疫情危機下，快速時尚品牌及其零售商爭相將自己的損失降至*低，在供應鏈的層層傳導下，他們將財務負擔都轉移到了供應鏈的底部，*弱勢的勞工群體。

全球工人權利中心和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的勞工權利組織工人權利協會在3月21日至25日調查的316家工廠中，有近60%的工廠表示已經關閉了大部分生產設施，將近46%的工廠表示已經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訂單。

截止到7月2日，孟加拉國服裝出口下降了18.45%，是孟加拉國服裝出口部門歷史上的*大跌幅。

由于訂單取消，許多供應商不得不減少運營或完全停運，導致大量工人被迫下崗。據商業和人權資源中心(簡稱BHRRC)估計，全球約有6000萬低薪工人(主要是女性工人)的生計受到威脅。

單單是孟加拉國，各品牌公司取消了大約35億美元的訂單，已導致超過100萬工人失業，約占該國從事服裝生產總人數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被解雇的人中有70%以上是無薪回家。這相當于把本就經濟脆弱的底層工人推向絕境。

在尼泊爾，超過56%的尼泊爾家庭生計依靠外地打工的男性勞動力的定期匯款，但由于疫情而導致的大批失業與全球經濟癱瘓導致他們無法寄錢回家，許多家庭瀕臨崩潰，只能選擇不吃飯來節省開銷。

一位25歲的家庭主婦什巴·卡拉·林布(Shiba Kala Limbu)說：“我有好幾天沒有吃晚餐，省下來給5歲的女兒。”她說，丈夫停止匯款后，她即將無法繼續支付房租，對于下一步怎么辦，一片迷茫。

除了取消訂單外，一些品牌還拒絕支付供應商已經購買的原材料成本費，對已發貨商品要求折扣，或者推遲付款。無疑是雪上加霜。

負責制衣的烏丁公司總裁烏丁憤怒地說，“我們是一家出口公司，只有在完成出口后才能獲利。如果不出口，我們就得不到錢，我的工人的生命就會受到威脅。我們不想要做慈善。”

對于推遲付款的品牌，供應商不得不存儲大量成衣并被動地等待付款，直到品牌決定是否接受它們。許多零售商將付款期限延長至120天，同樣對供應商帶來了現金流的巨大壓力。積壓的庫存還會使工廠所有者擔心火災風險的增加，對于工廠來說，這是毀滅性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制衣工廠在繼續著生產。然而，工人報告指出，他們被迫在沒有采取充分預防措施的情況下工作，使得家人和社區受到感染的危險增加。

代表制衣工人的相關社會組織正在呼吁品牌和制造商在危機期間實施必要的工人健康保護和權益措施，以防止工作場所接觸Covid-19，并提供帶薪病假和其他就業福利。

“這是一場災難，我們真的會死。”是幾乎每一個制衣工人的內心寫照。

盡管有一些自發組織的工會、非政府組織等為他們爭取利益、施以援助，也有個別品牌做出了表率，但大環境依舊是糟糕的。

Clean Clothes Campaign網站上發布的《實時博客：冠狀病毒如何影響供應鏈中的制衣工人》一文，在持續收集著全球范圍內關于這部分弱勢人群的每日報道，他們的境況很差，感染、失業、抗議游行在近幾天的報道中依舊高頻出現。

一方面，快時尚服裝產業的存在，對于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生存的人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這可能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制造業內缺席的勞工保護規范等有效措施又給工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苦難與貧窮。

我們并非想要完全禁止快時尚服裝產業，但仍希望能有更多國家政府、更多人關注弱勢工人群體，監督相關國際品牌承擔勞工權益保障的社會責任，并減少環境污染，實現綠色生產。畢竟，改變世界的力量，來自于你我，和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