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孟加拉服裝廠156 0190 2607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資和獎金。此前，柬埔寨服裝產業也連續爆發罷工、抗議事件。這邊秀場上，時裝光鮮靚麗、引人注目；另一邊，底層勞工的血淚與抗爭鮮少人關注。幾年間，中國在“全球**服裝制造工廠”的位置上坐立不安，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的服裝業訂單大量流失，英美等國開始培養自己的制衣工人……在這一連串變化的背后，時裝制造業到底發生了什么？

　　中國國內

　　制造成本上漲：“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廣東東莞在今年4月爆發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的工潮，大約3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大的鞋業加工廠——裕元。罷工前，這些工人為全球30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名單里包括adidas、NIKE。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于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后，為期12天的罷工導致裕元損失共計2700萬美元，adidas直接減少了訂單量。

　　這一事件讓公眾認識到，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服裝企業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過了。而對于成本異常敏感的制造行業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勢正在消失。

　　2008年后人民幣匯率不斷攀升，當國人笑逐顏開地購買國外商品時，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服裝加工業利潤空間卻在變小。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業的出口利潤率將下降2%-6%。為保證利潤，服裝品牌必須用更多的美元換取相同價值的服裝，成本增加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其工人的數量優勢也正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而逐漸消失。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老齡化卻在提前到來。在2008到2013的五年間，工業領域就業機會新增了3000萬，但中國15-39歲的勞動力人口卻萎縮了將近3300萬。勞動人口的缺失直接導致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在近幾年春節長假后集中爆發“用工荒”。根據專家預期，年輕勞動力人口總數將在2015年減少2000萬，到2020年還將進一步減少2200萬。

　　伴隨“用工荒”的加劇，“加薪潮”也在服裝制造業中興起。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導致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在每周工作6.3天的一線工人中，有47%以上不愿意加班。80后工人們對生活質量、休閑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必須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條件。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10-20%之間，更有12.5%的企業選擇上漲20%以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

　　成本的不斷上漲，外資企業只有選擇撤離。NIKE在2009年3月叫停其在太倉的在華**鞋類工廠，解散了1400多名工人。2012年7月，adidas“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關閉蘇州工廠。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關閉了在華的51條生產線，約占其大陸生產線的20%。縱觀國內，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寧波申洲針織集團斥資3000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試水海外生產”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的新趨勢。

　　而那些受到優惠稅率和廉價用地政策吸引，將服裝廠內遷的小老板們，發現中西部地區并非樂園。或許有部分工人愿意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內地配套產業鏈的不成熟，致使原輔料采購、印染加工等環節需要通過物流配送或轉移加工。生產質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勞動力短缺，企業仍然會面臨工人的漲薪要求(河南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里增長了110%)。綜合起來，內遷帶來的實際成本并沒有明顯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場噩夢。

　　于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中國之后，服裝產業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

　　東南亞國家

　　漸失投資信任：工廠事故和罷工、抗議事件頻發，政策風險高

　　從2008年開始，消費者們逐漸發現在H&M、ZARA、NIKE、沃爾瑪購買的衣服鞋子標簽上，madeinVietnam、madeinBangladesh的字眼越來越多。在小小的標簽背后是，整個東南亞分流了中國30%的加工訂單，孟加拉正在成長為繼中國之后的第二大服裝產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們競爭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報告，2012年廣州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是352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內、柬埔寨金邊和孟加拉達卡工廠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別只有111美元、82美元和78美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服裝制造業在這里重新看到曙光，投資東南亞成為外商們熱議的話題。

　　在過去5年間，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別增長85%和43%，達到8.92億美元和11億美元。外資的大舉進入，服裝加工產業的轉移，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問題也隨之而生。

　　2012年11月，孟加拉塔茲雷恩制衣廠大火，導致121人葬身火海；次年4月，首都達卡市郊一棟8層樓建筑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橫行的黑幫、腐敗的政府官員、物價上漲……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后一根稻草，貧窮的服裝業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

　　2013年9月份，為爭取每月104美元的*低工資，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400間工廠停工。同年底，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而在今年8月初，156 0190 2607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3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獎金約4130萬塔卡。

　　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2013年，柬埔寨面料生產協會(GMAC)記錄在案的罷工共130起，是過去十年來*頻繁的一年。當年年底，30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游行，GMAC號召成員工廠關閉，停止生產三天。*后造成約2億美元損失以及7000萬美元的投資延遲。

　　在越南，外商面臨的問題更甚。社會環境和政體的不穩定；年初爆發的匯率危機；當地工人缺乏專業技能培訓，生產率低下；本國原輔料生產僅能滿足紡織行業30%的生產需求，絕大部分中高檔面料嚴重依賴進口；今年5月，甚至還發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境蒙上一層陰影。

　　服裝廠商逐漸發現，盡管勞動力成本低，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隱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對于企業來說，無疑是種種考驗，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的信心，但也無計可施。

　　品牌

　　敷衍應對：避開道德譴責，避簽勞工協議，避免資金賠償

　　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游行見諸報端，將西方的服裝業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同時也要面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這些服裝業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

　　去年4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制衣廠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1127人喪生。此事故將GAP、MANGO、貝納通、家樂福、沃爾瑪等數10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

　　事故發生后，H&M、ZARA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孟加拉國服裝產業安全協議》，梅西百貨、JCPenny、瑪莎百貨、MANGO、貝納通等隨后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以后永不在此制造……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GAP也宣布將自行制定安全計劃。沃爾瑪聘請了專業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火災和電氣安全，并宣稱提供180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后的再次安全檢查。

　　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力下，品牌們“積*”響應，仿佛穩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將負面影響降到*低。但是，正義仍未得到聲張。

　　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后對外公開募集善款，截止8月4日，原本預計籌得4000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并不是**次經歷這種事件的他們心里十分清楚，務工環境難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虛偽的應對措施背后只要避簽勞工協議，就能避免資金賠償，這才是利益所在。

　　英美

　　重拾制造業：在本國培養自己的制衣工人

　　服裝鏈里的零售商們衡量著每一個導致成本上漲的原因：原材料價格、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管理質量不穩定、工業或政體動蕩、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并且延長了服裝制作時間。

　　也許在本國重拾制造業是一個解決辦法。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正在檢討和修正昔日的“去工業化”、“去制造業”的戰略，“再工業化”成為不少發達國家的共同戰略選擇，而一些大規模并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尋求開發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制造基地。他們要做的**步，是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

　　在美國、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制造業復蘇的一大因素。英國的紡織服裝業在上世紀80年代有80萬工人，下降到現在的10萬人。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市場營銷牢牢掌握，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術是一件“性感”的事。

　　如何才能在當地培養更多的制衣工人？

　　JennyHolloway在北倫敦開展的FashionEnter項目或許值得借鑒。2006年，這位創始人在哈林蓋(Haringey)小鎮上設立了服裝制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讓當地的失業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在鎮理事會的支持下，她還游說到ASOS、JohnLewis和馬莎百貨對生產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重要的是，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在那里試水生產。

　　企業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面的支持，譬如恢復縫紉學校課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學徒計劃。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制造業對于時尚的重要性。紐約市政府和CFDA(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則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產商聯盟(FashionManufacturingInitiative，簡稱FMI)基金會，旨在恢復“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制造業。

　　我們不難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服裝價格節節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裝制造業不得不采用調高產品售價的方式，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

　　在服裝制造供應鏈上，中國制造仍然坐著世界頭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也占有**優勢，在全球需求放緩、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時尚背后的“血汗工廠”難以消失。

　　而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制造業成本差距的縮小，將促使一些公司將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愿以及對小批量優質服裝的需求，將催生一批反應迅速、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或許我們將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制造業再次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