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神農丹“重災區”的6年蛻變

　　■編者按：

　　近日，“毒生姜”新聞又給人們的餐桌蒙上了一層陰影。

　　據央視報道，在山東省濰坊市峽山區，一些農民在種植生姜的過程中，大量使用劇毒農藥“神農丹”。這樣種出的生姜，當地農民自己根本不吃，卻銷往國內多地市場。

　　而同屬于濰坊市管轄的安丘市，生姜種植面積達15萬畝。雖然同樣是種植生姜，但由于大多數供出口，在相當嚴格的高毒、劇毒農藥管理下，“神農丹”在這里幾乎“絕跡”。

　　一個是內銷，一個是出口。不同的“目的地”，導致了不同的生姜質量。我們不禁發問：“內銷生姜，何時才能像出口生姜一樣安全？”

　　5月10日至13日，法治周末記者在安丘進行了為期3天的調查，得知在6年前，安丘的大片姜田同樣是神農丹“重災區”。

　　是什么造成了安丘生姜種植的蛻變？蛻變前后，當地姜農的生產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當地農業執法部門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安丘模式”能否復制到其他生姜產地，又能否借鑒到其他的農產品生產管理中？

　　我們將為讀者解開這些疑問。

　　早上剛過8點，馬振榮下地干活了。他是山東省安丘市的一名普通姜農。入夏以來，他種下的生姜進入了旺盛的生長期，繁忙的“打藥季”已經過去。

　　姜田在種植生姜三四年后，很容易出線蟲病、姜瘟等病蟲害。病蟲害對生姜產量影響很大，嚴重時會導致減產甚至絕收。

　　為此，今年剛剛開春時，姜種還沒播下，馬振榮就用溴甲烷把姜田熏蒸了一遍。溴甲烷是種有強烈熏蒸作用的農藥，能高效滅蟲、防腐、除草。而土壤被熏蒸后，殘留的氣體能夠迅速揮發。

　　農業中使用溴甲烷并不違反現行法規。不過，由于溴甲烷對臭氧層有消耗作用，我國正在推進在農業生產中逐步淘汰這種農藥。但即便農業用藥再嚴格，馬振榮也并不擔心。相反，正因為用藥嚴格，他的生姜賣得比一般生姜要貴不少。

　　幾年前，馬振榮與當地合作社簽訂了合同。他地里產出的生姜，只供應給合作社，*后經外貿企業出口。

　　因此，在“毒生姜”風波尚未平息時，姜農馬振榮也并不發愁。

　　6年前，神農丹撒得像化肥一樣厚

　　加之出售神農丹的商戶眾多，其中很多是小作坊式的零售點以及流動商販，當地農業部門很多時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與種植出口生姜的姜農相比，安丘的內銷生姜市場在近期陷入蕭條。

　　馬振榮所在的山東省安丘市，一直將生姜作為傳統優勢蔬菜種植，不少姜農也因此致富。目前，本地種植的生姜絕大部分供出口，僅有少部分流入國內市場。

　　在安丘市大黑埠村，有“中國北方*大的姜蒜批發市場”。臨近地區生產出的生姜，很大一部分都匯集到這里，然后再銷往全國各地。

　　以往，即便是當下的生姜銷售淡季，前來運輸的貨車也日均20多輛。但5月11日下午，法治周末記者看到，市場里來往的貨車屈指可數。

　　“沒法賣。”一位徐姓姜販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前幾天(生姜價格)還是一塊八，現在一塊一。”

　　如果這樣的情形發生在6年前，馬振榮的心情很可能隨著大幅跳水的生姜價格陷入谷底。

　　據安丘市農業局工作人員介紹，安丘生姜的出口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長期以來，日本、韓國是國際市場上安丘生姜的主要買家。

　　不過，那時馬振榮種植生姜的面積小，主要在國內市場銷售。一種名為“神農丹(主要成分為涕滅威)”的劇毒農藥，受到包括他在內的不少姜農的熱捧。

　　與溴甲烷相比，神農丹價格低廉，操作也方便得多。“一畝產出一萬斤生姜的姜田，哪怕用兩箱神農丹，價格也不超過300元。”馬振榮說。

　　而用藥的時候，他只需一邊走，一邊抖動著手中撕開口的神農丹包裝，將黑色的顆粒均勻地撒向姜田。

　　不用多久，1袋重量為1千克的農藥就可撒完。撒完后，再拿鐵锨鏟起土，蓋住地表黑色顆粒狀的神農丹。被倒空的藍綠色農藥袋子，也常被他隨手扔到一旁的土地上。

　　秋收時，這塊姜田里的生姜，將流向不確定的國內市場。

　　“當時，神農丹撒得像化肥一樣厚。”馬振榮皺著眉頭說。他深諳這種農藥的毒性，“只要50毫克，就能馬上放倒一個50公斤的成年人。”

　　按照農業部規定，涕滅威(即神農丹的主要成分)只能用在甘薯、棉花、花生、煙草、月季上，嚴禁在一切蔬菜、果樹、茶葉和中藥材上使用，對人畜更是具有高毒性。

　　如此被明確限用的劇毒農藥，在6年前的安丘，卻很容易買到。

　　“那時候，姜農們都用，從村口的門市店能直接買到。”馬振榮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也就是差不多十塊錢吧。”

　　彼時，同內銷生姜相似，出口生姜的農藥殘留檢驗，也相對寬松。加之出售神農丹的商戶眾多，其中很多是小作坊式的零售點以及流動商販，當地農業部門很多時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但在2007年，一場危機令這樣的日子戛然而止。

　　出口危機倒逼農藥管理變嚴

　　重壓之下，神農丹等一批高毒、劇毒農藥很快被安丘市農業部門列入嚴格禁用的名單。也是在2007年，姜農馬振榮也發現，原本到處都能買到的神農丹，“越來越不好找了”

　　在這一年，日本進口農產品頻繁出現農業化學品超標現象。同時，日本國內也發現了違法使用未登記農藥問題。

　　于是，日本出臺“食品中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這一制度涉及農藥化學品734種，幾乎對所有農業化學品在食品中的殘留都作出了規定。設限數量之廣、檢測數目之多，限量標準之嚴，****。

　　在把關“突然變嚴”的情況下，安丘生產的大量使用過神農丹的“問題生姜”運往日本后被就地銷毀。

　　對安丘而言，原本大好的出口形勢也突然面臨嚴峻的問題——如果在生姜種植過程中繼續使用神農丹，就意味著出口受阻，很可能給當地經濟造成重創。

　　重壓之下，神農丹等一批高毒、劇毒農藥很快被安丘市農業部門列入嚴格禁用的名單。也是在2007年，姜農馬振榮也發現，原本到處都能買到的神農丹，“越來越不好找了”。

　　次年，安丘市農業局出臺了《安丘市農藥管理辦法》，首次確定了農藥定點經營制度，對市內31個批發商，819個零售點設立市場準入門檻。

　　隨后，農業局又對所有合法農藥實行登記備案管理制度，只能銷售已備案的農藥。對全市農資配送車輛也進行登記備案，由公安部門對農資配送車輛進行檢查。

　　此外，農業局還大力推廣“連鎖經營”，即農藥批發業戶與零售業戶簽訂連鎖協議——倘若零售業戶私自購進、出售未經備案登記的農藥，連鎖總店發現后必須即時舉報。

　　在愈趨嚴格的農藥管理下，種植內銷生姜的馬振榮“打起了小算盤”。“當時，反正都管得這么嚴了，要不干脆種出口生姜。”他回憶。

　　但是出口生姜的種植成本，與內銷生姜高出幾倍甚至10倍。

　　光是用溴甲烷熏蒸除蟲除菌，他就必須先給姜田覆蓋上一層“地膜”。熏蒸完土地，還未等播下姜種，先期投入早已超過了3000元。

　　這與廉價但毒性大的神農丹相比，似乎是個又笨又貴的方法。

　　但馬振榮還是“動心了”。

　　原來，生姜價格有“貴三年，賤三年”之說。如果與外貿公司簽訂2年至5年期的合同，無論國內市場價格如何，外貿公司承諾按合同價格收購。

　　更高的價格打動了馬振榮。以出口日本為例，每噸生姜價格達1000美元，平均每斤生姜3元錢。而此時，國內市場價格哪怕平穩，也不過兩塊多錢。

　　就這樣，原本一直盯著國內市場的姜農馬振榮，開始“轉型”做出口生姜。與他一道“轉型”的姜農不少，從事生姜加工的企業也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

　　從狗窩、豬圈、風箱里搜農藥

　　“拿貨也簡單，給生產廠家打個電話，廠家就能馬上通過物流發貨。”劉世娜說。但她表示，因為農業局“查得緊”，自己并不敢以身試法

　　在出口危機緩和后，安丘市農業局的工作人員不敢松懈。逢春播時節，往往天剛蒙蒙亮，農業局執法大隊的工作人員就已經下到鄉里。

　　因為對神農丹的藍綠色包裝盯得緊，安丘市農業局執法大隊副隊長韓國成笑言：“吃飯時看到綠色的韭菜炒雞蛋，我的眼前都能蹦出神農丹的樣子來。”

　　馬振榮也發現，墨綠色的農業執法車頻繁地出現在田間地頭，“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他聽到一些傳聞：“2008年，幾個賣高毒、劇毒農藥的經銷商被罰得血本無歸。”

　　這得到了安丘市農業局的證實。更為準確的版本是，2008年，由農業局牽頭，與公安、質檢、工商等部門聯合執法，先從流動的小攤販入手，查處了一批違法銷售經營高毒、劇毒農藥行為的經銷商，高毒、劇毒農藥被沒收，經銷商被拘留，并處以高額罰款。

　　然而，重罰之下，也有“鉆空子”的可能。

　　劉世娜在安丘做了十幾年的農藥批發生意，常常和農藥生產企業與零售商打交道。她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雖然安丘市已禁止出售、使用神農丹，但直到現在，仍有不少農戶向她表達過，希望購買神農丹的意向。

　　“拿貨也簡單，給生產廠家打個電話，廠家就能馬上通過物流發貨。”劉世娜說。但她表示，因為農業局“查得緊”，自己并不敢以身試法。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因為利潤空間小，不少農藥零售商并不希望銷售神農丹一類的劇毒農藥。“賣這種進口藥才能多賺點錢。”一位名叫周杰的農藥零售商說。

　　但過去，即便不賺錢，農藥零售商還是會備上一些神農丹。因為不少姜農“只認一種”。馬振榮也坦言，自己當年種植內銷生姜時，也是如此。

　　因此，在安丘農業執法日趨嚴格的幾年里，曾出現過農藥零售店用神農丹當“招牌”，借此帶動其他高利潤農藥的銷售。

　　多次搜查出高毒、劇毒農藥的經歷，讓韓國成記憶猶新。

　　一次隨機檢查中，執法監察大隊進入了一家不起眼的農資銷售店，趁著同事與店主交談，韓國成鉆進了旁邊放滿了雜物的過道。

　　“越臟越亂的地方越有可能放高毒、劇毒農藥。”韓國成說。果然，在角落的狗窩里，他發現了一個箱子，箱子旁臥著一只看門犬。

　　“怕狗撲過來，我拿著棍子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拖出來。”拖出來一看，里面是15瓶氧樂果(高毒殺蟲劑，國家農業部允許使用，但安丘市禁用)。

　　韓國成對法治周末記者說，以前甚至還有從銷售者家的養豬圈、燒火的風箱里搜出高毒、劇毒農藥的例子。

　　而之所以能夠及時掌握高毒、劇毒農藥的銷售線索，則是因為2007年后，安丘市在每個鎮、街道、社區、村，逐步建立起設有農藥監管員和信息員的“信息網”，對農藥的經營和使用實現“無縫隙監管”。

　　在加強農藥監管以來，安丘市也因此收獲了名聲。

　　2011年，安丘市被國家質監局列為出口農產品區域化管理示范縣，國家農業部、質監局兩次在安丘市召開現場會，推廣安丘區域化種植經驗，并把這一經驗定名為“安丘模式”。

　　此外，安丘蔬菜被確定為香港在長江以北**的直供產地，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蔬菜供應地。

　　安丘市農業局局長于慶滿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去年，當地生姜年出口創匯1億美元，從事生姜加工的企業達100多家。

　　農業執法部門無權強行翻耕

　　生姜的出口之路則被設置了5道強制性的“關卡”

　　雖然6年前的出口危機已經不復存在。但在安丘市農業執法人員看來，當地農業執法還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

　　韓國成清晰地記得，2010年，在一次下鄉檢查時，他們無意中發現路邊的田地里，一名姜農正在使用神農丹。

　　由于農業執法部門無權強行翻耕土地，只能與當地派出所取得聯系后，一起對農戶“曉之以理，動之以法”，讓姜農將已種植的生姜翻出地面。

　　曾有安丘市農業執法人員建議，希望按“投放危險物質罪”論處使用神農丹的姜農。

　　依據我國刑法，投放危險物質罪與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密切相關。但安丘市有派出所認為，姜農使用神農丹，未造成惡劣后果，因此不構成犯罪。

　　有時，即便農業執法部門將使用高毒、劇毒農藥的姜農移交當地派出所，派出所往往只是沒收農藥。事件*終不了了之。

　　“毒生姜”事件后，內銷農產品的農藥殘留檢測機制存在的漏洞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據央視報道，內銷生姜則往往采用送檢制度，一批貨只需一個合格報告。一些姜販只要找一些合格的生姜送檢，就可以拿到一批生姜的農藥殘留合格的檢測報告。

　　相較之下，生姜的出口之路則被設置了5道強制性的“關卡”。

　　一位李姓蔬菜外貿人員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從開始種植到*后成品，安丘生姜須由濰坊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兩次，農產品出口基地(公司)自測3次。若在國內的任何一次檢測中發現問題，就地銷毀。出口到國外后，進口國再次安排檢測。一旦發現農產品有問題，在國外就地銷毀或運回國內。”

　　2008年起，濰坊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已經開始給出口的生姜做包括神農丹在內的農藥殘留抽檢，常規檢測項目有20余項，而每年批檢的項目接近一百項。

　　馬振榮地里出口的生姜，運送到外貿企業后，每批次都要進行嚴格檢測，而且是免費檢測——出口企業在報檢時，附帶交納了檢測檢疫費，對于規定的項目，濰坊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免收檢測費。

　　法治周末記者在安丘市某出口生姜種植基地亦發現，重重檢測之下，種植者已對農藥使用“敏感”。

　　“(農藥殘留)檢測出來后，出口企業就不要了。”該基地一位農民說。

　　被“山寨”的安丘生姜

　　倘若運往其他地區銷售并*終被查出農藥殘留，那么，也無法追溯到這批生姜真正的生產地

　　在“安丘模式”備受推崇之時，來安丘考察學習的其他地方農業部門有不少。2011年，考察者的數量到達高峰，“有時候，一個月能接待到二十批人前來學習考察，主要參觀出口基地和農藥門市店”。韓國成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對安丘市農業局而言，無從確定是否“安丘模式”，被各地農業部門真正借鑒的程度如何。

　　但可以確定的是，安丘生姜的名號卻迅速被“復制”了。

　　馬振榮也去過安丘市蔥姜蒜批發市場。他發現，不少外地生姜都貼著安丘生姜的標簽，姜販按照安丘生姜來收，“良莠不齊”。

　　這也是安丘市農業局檢測中心副主任王振錄的感受。據他介紹，倘若運往其他地區銷售并*終被查出農藥殘留，那么，也無法追溯到這批生姜真正的生產地。

　　在安丘，如果檢測出農藥殘留，農業部門也只能暫時封存，不允許姜販出售。王振錄說，如果的確有安全隱患，工商部門會要求農產品的供應商召回產品，再由縣級以上工商部門依法予以處理。

　　對馬振榮來說，雖然能吃上自家**安全的生姜，但他稱，自己在外地目睹過一些內銷蔬菜“種在農藥里”，吃得不放心。

　　他于是在自家的小院里，辟出了幾塊地，種些常吃的瓜果蔬菜。在兒子回家看望自己時，他總巴不得多采摘一些，塞滿兒子私家車的后備箱。

　　在馬振榮所在的村莊里，像他這樣的種“私家菜”的農戶不在少數。馬振榮說，自己也并不愿意這樣，但他不知道，內銷蔬菜和進口蔬菜何時才能一樣安全。“別出口的一套，內銷的一套，統一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