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徐超 張艷玲

　　5月14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布魯氏菌病研究室的專家王大力接到了一個趕赴湖南處理疫情的緊急通知——只有當疫情較為嚴重時，他才需要前往事發地。王大力前往應對的布魯氏菌病，是一種人畜共患傳染病。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它與SARS和艾滋病等同被列為乙類傳染病；根據《動物防疫法》，則歸為“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需要采取嚴格控制、撲滅措施、防止擴散”的二類疫病。

　　該病在中國曾一度于上世紀50年代十分猖獗，但到七八十年代得以有效控制，發病率大幅下降，處于低發期。

　　然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布魯氏菌病發病率又一路上揚，至今達到新高峰。1996年，全國發病率為0.09人/10萬人；2011年，發病率升為2.77人/10萬人。十幾年間，發病率已經增加30倍，對應的發病人數則多達38151人。布魯氏菌病以往多發于北方畜牧業集中的地區，但目前疫情擴散至南方，全國除海南省外均有疫情報告。從未出現過布魯氏菌病的廣州，疫情自2005年開始亦逐年上升。

　　2011年9月，以動物疫病防治研究聞名的東北農業大學被曝出師生28人突患布魯氏菌病，事后查明，乃購買未經檢疫的羊進行動物實驗所致，相關學院的院長和院黨總支書記被免職。布魯氏菌病的回潮由此揭開冰山一角。

　　事件引發輿論嘩然，但該病疫情并未由此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加劇。2012年5月11日，衛生部聯合農業部發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級衛生、農業部門聯合開展布魯氏菌病疫情監測和處置，并面向高發人群開展防治。通知稱，近年來，中國布魯氏菌病病例逐年增加，疫情影響區域呈擴散趨勢，防控形勢嚴峻。“現在疫情是全國有記載以來較嚴重的時期。”王大力說。他并不否認，嚴重程度已超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知全文：衛生部農業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布魯氏菌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據統計，70%的動物疫病可以傳染給人類，75％的人類新發傳染病來源于動物或動物源性食品。2012年5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公布《國家中長期動物疫病防治規劃（2012—2020年》（下稱《規劃》，將包括布魯氏菌病在內的16種疫病劃為優先防治的國內動物疫病。《規劃》指出，目前動物疫病的流行狀況更加復雜。

　　重現江湖

　　2011年秋冬時節，家住河北省承德市豐寧縣大灘鎮南窩鋪村的46歲的張叢福突然反復發燒，渾身乏力。起初以為是感冒，在村里醫生治療無效后，他被家人送往豐寧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結果顯示，他已感染布魯氏菌病并且轉入慢性期。

　　一個多月后，張叢福的妻子張國琴亦出現類似癥狀。盡管夫妻二人已服藥治療，但身體大不如前，“只要干活多了就會覺得身上沒勁，骨頭像軟了一樣，渾身猛出虛汗。”張國琴稱。張叢福家里共飼養了60多頭羊，他負責這些羊的管理，包括接生，張國琴也會幫忙打理。據醫生分析，夫妻倆正是因為與羊只的近距離接觸才感染布魯氏菌病的。布魯氏菌病又稱地中海弛張熱、馬耳他熱。1887年，蘇格蘭病理學家和微生物學家戴維·布魯斯爵士（David Bruce確定了該疾病與一種細菌之間的關系，該病菌后來被命名為布魯氏菌。

　　布魯氏菌能夠在患病牲畜的分泌物、排泄物及死畜的臟器中生存四個月左右，在食品中則能生存兩個月。人感染布魯氏菌后，典型癥狀是渾身無力、持續發燒，嚴重的可能誘發腦膜炎、睪丸炎等并發癥，病菌還會侵襲患者生殖系統，對生育能力造成傷害。

　　由于布魯氏菌在網狀內皮細胞內繁殖，藥物作用難以達到，因此，在發病后急性期的三個月內治療會取得很好的治療效果，而進入慢性期的治療則顯效慢、易復發。布魯氏菌病的癥狀類似于普通發燒感冒，很容易延誤治療時機轉入慢性期。人感染布魯氏菌主要通過三種途徑：直接接觸病畜或其排泄物、胎盤或帶菌鮮奶；食用被病菌污染的食品、水或生乳以及未熟的肉、內臟；因病菌污染環境后能形成氣溶膠，所以病菌還可通過呼吸道感染。

　　張叢福夫婦所在的村子是豐寧縣“壩上”旅游景區所在地，有號稱京北**草原的“大灘草原”，夏天會吸引大批游客來體驗草原生活，游客們喜歡住在這里的農家樂，吃羊肉、喝羊奶、逛草原。

　　據疾控部門統計，豐寧縣所在的承德市是河北省布魯氏菌病高發地區，豐寧一縣發病人數占承德市發病人數的六成。事實上，豐寧縣上世紀80年代就出現過人感染布魯氏菌病疫情，但此后疫情得到控制，一度沉寂20多年，至2005年才再度出現。豐寧縣疾控中心地病科負責人張志會介紹稱，2011年該縣全年發病人數為77例，而今年僅年初至今的發病人數就已達64例，“按照現在的趨勢，發病率確實在上升。”

　　2011年全國報告新發布魯氏菌病患者達3.8萬多人。然而，一位常年研究布魯氏菌病的學者透露，這些上報的發病人數并非實際發病人數。

　　該學者稱，2007年，農業部、衛生部曾聯合到河北、山西等地做過摸底調查，發現有的地區未報告病例達到45%，上報病例數僅為總病例的55%，而在有的地區，逾九成的病例均未上報。遼寧醫學院公共衛生管理學院柳曉琳等人曾于2011年2月在《中國地方病防治雜志》上撰文稱，中國受布魯氏菌病威脅的人口約有3.5億，有1200多個縣是該病疫區縣，現有病患者30萬人至50萬人。對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動物疫病防控專家向財新記者透露，由于近年來每年新發病人數約為3萬至4萬人，考慮到誤診和農民的健康意識等情況，實際年新發病人數約超過10萬人，遠大于上報官方數字。

　　吉林省大安市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也介紹，因癥狀類似發燒感冒，不少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腰酸腿疼等癥狀一般都以為是“關節炎”，直到這兩年對該病增加了認識，前來治療的患者才逐漸增多，一般每天兩三例，多的時候十幾例。

　　疫情何以蔓延

　　人群間布魯氏菌病疫情的上升意味著畜間的該病疫情也在上升。由于目前尚無安全有效的人用疫苗，只有將牲畜間的疫源消除，人群間的布魯氏菌病疫情才能得到控制。

　　對于疫情的控制，衛生部門和農業部門各司其職，衛生部門承擔著診斷篩查布魯氏菌病患者的責任，而農業部門則負責防控畜間的布魯氏菌病疫情。

　　多位接受財新記者采訪的疾控專家均表示，衛生部門已經積*介入了人間布魯氏菌病的治療，而如果存在于畜間的布魯氏菌病不能根除，衛生部門的工作永遠只能被動進行。

　　在屬于布魯氏菌病高發地區的吉林白城，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員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說：“衛生部門已經盡可能防控布魯氏菌病，但還就是控制不住，源頭還是牲畜。”在她看來，要阻斷該病的傳播，更多的“是畜牧部門的事”。但畜間布魯氏菌病的防控情況不容樂觀。主動檢疫缺失是業內公認導致疾病傳播的一個主要因素。

　　有專家分析稱，上世紀80年代, 中國之所以有效控制了布魯氏菌病疫情, 得益于檢疫、免疫、淘汰病畜的綜合性防治措施的嚴格執行。但隨后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畜牧業規模擴大，家畜貿易的規模也逐漸擴大，但貿易和交換當中相應的檢疫卻沒有跟上。

　　“2011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一些得過布魯氏菌病的養羊戶重新買了羊，這些購自內蒙古的羊并沒有經過檢疫，可能感染了布魯氏菌病。”豐寧縣疾控中心地病科負責人張志會解釋該縣今年布魯氏菌病上升的原因時說。

　　免疫是預防動物疫病傳播的另一道重要關口，但在目前的中國，卻存在著制度性的漏洞。

　　前述遼寧醫學院公共衛生管理學院柳曉琳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畜間免疫措施難以落實到位，免疫覆蓋率偏低。該文章披露，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布魯氏菌病發病率*初上升之際，當時布魯氏菌病疫苗免疫率有大幅下降。

　　一旦動物感染布魯氏菌病，按照2008年開始施行的《動物防疫法》，則應該進入簡稱為“檢免殺”的強制防疫流程。具體即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獸醫主管部門劃定疫點、疫區、受威脅區，采取隔離、撲殺、銷毀、消毒、無害化處理、緊急免疫接種、限制易感染的動物和動物產品及有關物品出入等措施。但是，直到現在，上述措施也未在各地實施起來。

　　以豐寧縣為例，據財新記者了解，2005年出現人間布魯氏菌病疫情發生后，當地并未開展畜間“檢免殺”，直到2006年的春秋防疫，布魯氏菌病疫苗才加入到牲畜的免疫項目中。豐寧縣動物衛生監督所所長王建新說，他并非不知道“檢免殺”這個規定操作，但“沒錢沒人,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王建新稱，“去年防疫經費只有10萬元，要用來采購政府免費疫苗、部分人員工資和下鄉的油錢、試劑錢”，而如果不算上撲殺的費用，想要做好整個豐寧縣的牲畜防疫工作，每年大概需要200萬元。

　　“我們也進行過牲畜間的布病疫情摸底調查，數據還沒出來，但是檢疫的比例很少，估計與實際的數據會有很大差距。”王建新說。

　　惡性循環

　　在業內專家看來，目前的防控措施遠遠不足以遏制布魯氏菌病在人間和畜間的蔓延。

　　前述常年研究該病的學者告訴財新記者，在歐美等國家，一旦通過檢疫發現布魯氏菌病呈陽性的家畜，會立即采取撲殺措施實現凈化，但在國內卻做不到。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和牧民難以承受撲殺帶來的經濟損失。

　　《動物防疫法》只規定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償”，“一頭牛能賣2萬元錢，如果撲殺，中央政府并無補貼，即便在內蒙古、吉林這樣畜牧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地方財政一頭牛也只能補償5000元-8000元，一只羊補貼100元-500元，遠低于市場價，農戶不愿意撲殺”，一位研究布魯氏菌病的學者告訴財新記者，這導致不少感染布病牲畜悄然進入流通領域。面對尷尬現實，農業部對疫區和穩定控制區規定了不同的防疫原則：非疫區以監測為主，控制區和疫區則實行監測、撲殺和免疫相結合的綜合防治措施。

　　這意味著防控道路的轉變。即撲殺不再是*主要防控手段，而要與免疫手段結合，例如，疫情呈地方性流行的區域，以免疫接種作為主要防疫措施。

　　前文所述的動物疫病防控專家指出，疫苗可以阻斷陽性動物排出細菌感染健康動物，但 “一旦接種疫苗后，所有動物血清檢測都是陽性，難以將病畜區別開進行淘汰；而疫苗*高有效率僅有80%，病畜仍會傳染給剩余20%未產生抗體的牲畜，無法達到凈化目的。”

　　在資金和技術之外，專業人員匱乏也是布魯氏菌病防控的難點。按照規定，所有的奶牛、奶山羊和種畜每年應進行兩次血清學監測，監測結果要及時上報。異地調運的動物，必須來自非疫區，憑當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出具的檢疫合格證明調運。

　　但是，上述專家指出，監測往往達不到規定數量。在豐寧縣重新出現人間布魯氏菌病疫情的第二年——即2006年，以及隨后的2007年，豐寧縣曾經在春秋兩季的牲畜防疫工作中加入布魯氏菌病的免疫，給全縣的牲畜都噴注了疫苗，但效果并不明顯。他透露，目前的陽性基數已經太大，“陽性率超過10%的畜群就很難通過單純檢疫撲殺達到凈化的目的，已經淘汰不干凈了。”

　　事實上，在2000年以后卷土重來的人畜共患病并非只有布魯氏菌病一例，除SARS外，狂犬病、血吸蟲病、禽流感等也一度呈上升態勢。如果仍然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動物疫情，更多畜病人間疫情的暴發絕非危言聳聽。

　　本刊見習記者昝馨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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