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質量的世紀。適應和**經濟發展新常態，從國家層面建章立制，研究制定《質量促進法》，以此推動質量工作、促進質量提升，十分必要，非常緊迫。

一是加快推動質量強國建設的需要。質量強則國家強，質量興則民族興。這幾年，我國質量工作得到長足發展，無論是從制造業產品質量合格率來看，還是從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指數來看，質量水平總體呈穩定提升態勢，但我國的制造業大而不強，生產的主要是中低端產品，科技含量高、質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不多，全要素生產率和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水平都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僅為美國的17.5%、德國的21.6%、日本的25.4%和瑞士的16.9%；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35.8%、德國的36.6%、日本的32.5%和瑞士的28.2%。質量提升動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我國消費市場的怪圈，即“產品質量不高、低質低價形象、中高端需求轉移、提升質量的動力不足、產品質量不高”的非良性循環。近年來我國出現的居民消費外溢、中高端消費轉移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質量和品牌是重要因素。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曾發表《為何中國消費者飛往日本購買馬桶蓋》的文章稱，中國人為何一路跑到日本購買馬桶蓋，除了價格因素外，主要還是看重高標準、高質量的產品。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質量強國、制造強國。研究制定《質量促進法》，就是要通過獎勵優秀企業、推廣先進質量管理方法、實施全民質量教育、采取質量激勵等促進措施，推動質量提升和質量強國建設，形成更為有效的質量供給，創造更多的“質量紅利”和“質量溢價”，進而全面提高我國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和經濟質量。

二是完善中國特色質量法律體系的需要。當前，我國與質量有關的法律達11部之多，這些法律的調整范圍大多限于政府行政監管職能、行政相對人法律責任及產品質量民事責任等，偏重于政府質量管理這單一質量治理模式，關注于政府與企業的單一質量管理關系，而忽略了企業、消費者、社會組織和質量技術服務機構在質量治理中的積*作用，對質量發展和質量促進仍是空白。近年來，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都在探索推動質量立法工作，質量獎勵、品牌建設、質量統計分析、政府質量工作考核、質量強市示范城市建設等質量促進工作積*有效開展并形成了制度，這些都需要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固化下來。還有清潔生產、中小企業、循環經濟等方面促進型立法的制定實施，在取得良好經濟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為質量促進立法工作積累了經驗。近年來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上積*呼吁要開展質量促進立法研究，制定《質量促進法》，以法治手段規范建設質量強國過程中社會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促進政府、企業、消費者、社會組織和質量技術服務機構的均衡建設，可以有效解決我國現階段的質量治理難題，填補現行質量法律體系的空白和不足。

三是吸收借鑒國外質量立法經驗的需要。通過制定專門的質量促進法規制度來加強質量工作，是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日本60年代提出質量救國戰略，先后制定出臺了《住宅質量確保促進法》《生產基礎技術促進基本法》等法律。美國1987年頒布了《質量促進法案》，設立“國家質量獎”，通過一系列激勵質量創新的措施，使美國重新奪回主導產業霸主地位。歐盟1995年專門制定了《歐洲質量促進政策》，主要內容為質量促進的倡導，對歐洲的質量發展進行積*的引導。近年來，韓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都有相關立法。這些實踐告訴我們，我國的質量促進立法決不是拍腦袋，而是有國外成功做法和經驗可循，研究制定《質量促進法》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質量促進法》是一部規范政府、企業、質量技術機構、社會團體和消費者等社會主體質量權利和義務的基本法，涉及面廣、影響力大、針對性強，在立法研究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重點應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一）《質量促進法》的性質定位。《質量促進法》定位為質量發展領域的基本法，它應該是一部國家法、激勵法，統一規定各主體參與促進質量發展的各項基本法律制度，明確構建均衡的促進質量發展的社會共治機制，反映我國從“速度時代”進入“質量時代”的法律導向，肩負著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重要使命。質量促進，既包括對具體微觀產品（服務）質量的促進，也包括對宏觀經濟增長質量的促進。前者可以視為直接的、個別的促進；后者則是在前者基礎上實現的間接的、整體的促進，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促進。《質量促進法》作為質量發展領域的基本法，應兼顧宏觀、微觀兩個層面的質量促進內容，同時反映我國質量型發展階段的時代特點，并為之提供法律保障。

（二）《質量促進法》的基本功能。《質量促進法》應當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為根本指導，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個轉變”要求和《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為基本遵循，牢牢把握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趨勢和我國法制建設的基本方向，立足于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發展特點，充分借鑒域外質量促進立法的成功經驗，制定出一部符合時代發展要求和我國質量發展現實需要的法律。為此，《質量促進法》的基本功能，應牢牢定位在通過鞏固質量社會共治體系與機制，合理配置政府、企業、消費者、社會組織和質量技術服務機構的質量促進權限，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為加快推進質量治理創新、促進質量持續改進、將經濟社會發展推向“質量時代”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法律保障。

（三）《質量促進法》的主要內容。《質量促進法》的主要內容，應當以構建科學有效的促進質量發展的社會共治機制為中心，明確各類主體促進質量發展的基本職責，以及履行職責的行為模式與邊界。國家質量發展的促進主體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領域，由于質量本身的技術性特點，質量技術服務機構作為市場質量信號的重要提供者和傳遞載體，也應參與其中。因此，質量促進的主體應當包括政府、企業、消費者、社會組織和質量技術服務機構。《質量促進法》應當讓參與質量促進的各類主體，明確自己在質量促進中應享有的權限與應履行的基本職責，同時合理固化國家質量體制改革的已有成果，清晰劃定政府質量促進行為的邊界，嚴格限制質量促進行為中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在《質量促進法》中，應當明確規定各類主體促進型與合作型的行為模式，明確進行質量促進的路徑。一般而言，它通常是各類法律化的經濟政策工具，具體包括財稅金融促進政策、競爭促進政策、產業促進政策、外貿促進政策等。通過建立科學的共治關系、有效的共治機制，為質量促進領域的各種法律關系提供基本的規范依據。（此文摘自質檢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梅克保在《質量促進法》立法研究啟動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