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單和生產線向東南亞“雙轉移”。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用工、土地等成本差距，加劇了紡織品服裝出口訂單向東南亞國家流失，市場份額逐步被東南亞國家 蠶食。去年日本從我國進口紡織品服裝數量下降22.4%，而從東盟進口數量大幅增長45.2%，越南、印尼、孟加拉3國在日本紡織品服裝進口總額中占比共 計提高2.6%。

技術性貿易措施日益嚴格，加大出口阻力。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以來，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和歐盟地區相繼出臺了14 條有關紡織服裝產品的禁令、標準、限量要求和標簽新規等。例如，歐盟8月頒布NPE(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禁令，首次明確紡織品中NPE濃度大于等于 0.01%(100ppm)時將禁止進入歐盟市場，該禁令影響近600億美元的輸歐紡織品及服裝。質檢總局去年對我出口企業受國外技術貿易措施影響情況進 行調查發現，紡織鞋帽類企業因國外技術貿易措施遭受直接損失72.7億美元，損失額在所有調研行業中居第三位，企業受影響的比例超過30%。

棉價倒掛導致紡企用棉成本居高。我國棉花價格長期呈“倒掛”態勢，今年1月13日，中國棉花價格指數(3128B)為12761元/噸，國際棉花指數 (M)為67.84美分/磅，折合一般貿易港口提貨價10638元/噸，每噸差價達2000元左右，年內*高差價曾達6000元/噸。同時，棉花進口配額 不再增發，全年僅為89.4萬噸，遠不能滿足企業紡織配棉需求，迫使紡織服裝企業購買高價國產棉花，而棉花原料占棉紡織品成本的70%以上，直接導致紡織 企業用棉成本高于國際市場，削弱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廣大出口企業應未雨綢繆，順應形勢，積*轉型。一是要 加強產品、技術和服務創新，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轉型升級。一方面，要淘汰落后產能，優化存量產能，抓住機遇進行生產線和機械設備的升級，通過大量自 動化智能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積*進行縫制工序的改良改善及流程再造，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要主動從供貨商的角色中轉換，加大設計和 創新能力的培養，為品牌商提供增值服務，成為品牌商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二是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機遇，加快推進全球布局。一方面可以通過綠 地投資、合資合作進行生產力的跨國布局，打造“中國+周邊國家”的制造基地布局模式，維持和提升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優勢;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海外直接投 資、并購，對全球范圍內的優質原料資源、設計創新資源、品牌資源和市場渠道資源進行垂直延伸和掌控，帶動行業整體向產業價值鏈的高附加值領域滲透。三是要 善用政策助力，積*應對技術性貿易措施。充分利用中澳自貿區、中韓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等自由貿易方面相關優惠政策，發揮原產地優惠政策在降低企業成 本、減免稅費等方面的作用，利用好檢驗檢疫系統“區域通關一體化”等便利措施，提升企業出口效率，同時積*關注進口國外貿相關法律法規，借力檢驗檢疫部門 妥善應對TBT/SPS等技術性貿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