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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無處不在,以至于我們很難認識到棉花也是人類的一個偉大成就。在你閱讀這一句話的時候,也許你就正穿著由棉花織成的某種衣物。很有可能你從沒有在棉枝上采過棉鈴,未曾見到過原棉的纖細纖維,也從沒有聽到過紡紗機和動力織布機發出的震耳欲聾的噪聲。對于棉花,我們既熟悉又陌生。我們將它的恒久存在視為理所應當。我們貼身穿著它。我們睡覺蓋著它。我們把嬰兒裹在它制成的襁褓里。棉花應用在我們平時花的紙幣上、早上用來醒腦的咖啡濾紙上、做飯用的植物油中、盥洗用的肥皂里以及人類戰爭中的火藥里。事實上,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因發明結合了硝化甘油和硝化棉的無煙火藥,于152 0173 3840年獲得英國專利。棉花甚至是你手中的書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成分。
無處不在的棉花
從公元1000年至1900年,在大約900年的時間里,棉花產業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雖然現在棉花產業已經被其他行業超越,但是其依舊在就業和國際貿易領域保持著重要地位。棉織產品在世界上無處不在,在2013年,全世界出產了至少1.23億包棉花,每一包大約有400磅重。足可以為地球上每個人生產20件T恤衫。這么多包的棉花如果堆疊在一起,將可以堆成一座四萬英里高的巨塔;如果將其前后相接,可以繞地球一圈半。從中國到印度再到美國,從西非到中亞,棉花種植分布在世界各地。人們將生產的原棉牢固地打成包,運往世界各地的工廠去,這些工廠雇用了成千上萬的工人。*終的產品又隨后被賣到世界各地,從偏遠的農村商店到沃爾瑪超市都能看到。事實上,棉花可能是為數不多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買到的人造商品之一,這既證明了棉花的效用,也證明了資本主義在迅速推動人類生產和消費方面所取得的令人驚嘆的成績。正如*近美國的一則廣告相當準確地宣稱的那樣,“棉花是生命的質料”(Cotton is the fabric of our lives)。
如果可能,不妨設想一下,世界上如果沒有棉花會如何。清晨醒來,你睡在墊著皮毛或稻草的床上。你穿著羊毛衣服,或者根據氣候或你的財產狀況,穿著亞麻甚或絲綢衣物。你的服裝很難清洗,要么是由于太貴,要么是由于你自己動手太費力氣,因此你將不怎么經常更換衣物。這些衣物會氣味難聞,還使人感到瘙癢。它們大多是單色調的。因為與棉花相比,羊毛和其他自然纖維并不容易染色。而且沒有棉花將導致你身邊滿是綿羊,因為如果要生產與現在世界棉花消費量相當的羊毛,就要養活70億只綿羊。這70億只綿羊需要占用7億公頃的土地來放牧,約為今天歐盟地表面積的1.6倍。
確實難以想象。但是在歐亞大陸*西端的邊緣,沒有棉花的世界存在了很長時間。這個地方就是歐洲。直到19世紀,棉花盡管不是未知的,但在歐洲紡織品的制造和消費中仍處于邊緣位置。
為什么是歐洲這個和棉花沒有什么關系的地區締造并支配了棉花帝國?1700年時,任何一位理性的觀察家都會認為世界棉花生產將仍以印度或中國為中心。而且事實上,直到1780年,這些國家生產的原棉和棉紡織品數量遠大于歐洲和北美。但是隨后事情發生了變化。歐洲的資本家和國家以驚人的速度占據了棉花產業的中心。他們利用他們的新地位啟動了工業革命。中國和印度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則越來越屈從于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棉花帝國。隨后這些歐洲人以充滿活力的棉花產業為平臺,創造出一系列其他產業;事實上,棉花產業成為更廣泛的工業革命的跳板。
棉花與“大分流”
1835年,利茲一家報紙的業主愛德華·貝恩斯(Edward Baines)稱棉花產業為“工業史上無可比擬的奇觀”。他聲稱分析這一奇觀要比研究“戰爭和王朝”更值得“讓學者們費心”。我贊同這一觀點。正如我們將看到的,緊隨棉花的是現代世界工業的起源、快速而持久的經濟增長、巨大的生產力增長以及驚人的社會不平等。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者都曾試圖解釋這一切的源頭。特別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在于,為什么人類經歷了數千年的緩慢經濟增長后,一小部分人在18世紀末突然間變得更加富足。學者現在將這幾十年稱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這是仍支配著今日世界結構的巨大分裂的開端,這是工業化國家和未工業化國家、殖民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分裂。人們很容易提出宏大的論述,其中一些*度悲觀,而另一些則充滿希望。然而,在本書中,我要用全球性、從根本上是歷史性的方法來探究這個謎題:我從考察所謂“大分流”初始階段崛起的工業開始我的研究。
對于棉花及該產業非常具體且常常殘酷的發展過程的集中研究,使我對那些對許多觀察家而言視為理所當然的若干解釋產生了懷疑。實際上,這一研究挑戰了一些新近的和不那么新近的論斷:歐洲爆炸式的經濟發展是因為歐洲更加理性的宗教信仰、歐洲人的啟蒙傳統、歐洲人居住的氣候環境及大陸地理情況,或者是因為優秀的機構或制度,如英格蘭銀行或法治。這些屬性的確重要且通常不易改變,然而卻不足以解釋棉花帝國的歷史,也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結構的持續變動。而且這些解釋通常也是錯誤的。作為**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并不像人們通常描繪的那樣,是一個自由、精干、有著可靠且不偏不私的機構的國家。相反,英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擁有巨大的軍費開支,幾乎持續處于戰爭狀態,有著強大且持干涉主義的官僚體制,稅負高,政府債臺高筑,實施保護主義關稅,而且也并不民主。專門研究某一特定區域或國家內部的社會階級沖突的“大分流”理論也同樣有瑕疵。相反,本書以全球的視野展現歐洲人如何將資本的力量與國家的力量聯合起來,去塑造—常常以暴力的方式—一個全球性生產復合體,并隨后利用資本、技術、各種網絡和棉花機構來促進技術和財富的增長,而正是這些技術和財富的增長定義了現代世界。通過回顧過往的資本主義,本書描述了資本主義運作的歷史。
與大多數撰寫資本主義歷史的著作不同,《棉花帝國》并不致力于僅僅解釋世界的一部分。本書將在全球框架下理解資本主義,這也是**能恰當地理解資本主義的方式。全球范圍內資本、人員、貨物和原料的流動,以及世界上遙遠地區之間聯系的形成,是資本主義大變革的真正核心,因此它們也是本書的中心主題。
從“戰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
世界如此徹底而迅速地重建,只是因為新的生產組織方式、貿易方式和消費方式的出現才成為可能。奴隸制、對原住民的剝削、帝國擴張、武裝貿易、眾多企業家對人民和土地主權的主張,是它的核心。我把這個系統稱為“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
我們通常認為資本主義—至少就我們今天所認知的全球化的、大規模生產的資本主義是1780年左右隨著工業革命而出現的。但是16世紀開始發展的戰爭資本主義在機器和工廠出現很久之前就已經存在。戰爭資本主義繁榮于戰場而非工廠;戰爭資本主義不是機械化的,而是土地和勞動力密集型的,基于對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和勞動力的暴力掠奪。通過這些暴力掠奪,歐洲人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和新知識,這些反過來又加強了歐洲的機構和國家,這一切都是歐洲19世紀及之后非凡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
許多歷史學家稱這一時期為“商人”資本主義或“重商”資本主義時代,但“戰爭資本主義”這個說法更好地表達了其野蠻性與暴力性,以及它與歐洲帝國擴張的密切聯系。戰爭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個特別重要的階段,但是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它發生于一系列不斷轉移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又嵌入不斷變化的關系中。在世界某些地方,它一直延續到了19世紀。
一提到資本主義,我們會想到受薪工人,然而資本主義的前期階段并不基于自由勞動,而是基于奴隸制;我們會把工業資本主義與合同和市場聯系在一起,但早期資本主義常常并非如此,而是依靠暴力和強制勞動;當代資本主義賦予產權以特殊地位,但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大規模攫取和有保障的所有權一樣常見;近代資本主義建立在法治和得到國家支持的強大機構基礎之上,但是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盡管*終需要獲得國家力量的支撐來建立世界范圍的帝國,卻往往是建立在私人個體不受限的行為基礎上的——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以及邊疆地區資本家對當地原住民的統治。這種高度侵略性、外向型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效果是,歐洲人能夠支配這些有著數百年歷史的棉花世界,并將它們整合到一個以曼徹斯特為中心的單一帝國之中,隨后創造了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全球經濟。
正是在戰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演化出了更為人熟知的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是由強有力的國家塑造的,而國家擁有強大的行政、軍事、司法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起初,工業資本主義仍然與奴隸制和土地掠奪緊密相連,但是隨著它的制度——從受薪工人到財產權——得到加強,這些制度使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勞動力、原材料、市場和資本能夠以不同的新形式進行整合。這些新的整合模式驅動著資本主義革命進入到世界上更多的角落。
隨著現代世界體系的成熟,棉花主導了世界貿易。棉紡織廠的數量遠遠超過了歐洲和北美其他制造業工廠數量。幾乎整個19世紀的美國經濟都由棉花種植主宰。新的生產模式是在棉花生產中**出現的。“工廠”本身就是棉花產業的發明。同樣,美洲奴隸制農業與歐洲制造業的聯系也是棉花產業的發明。由于幾十年來棉花產業是歐洲*重要的產業,所以它也是巨額利潤的源泉,并*終滋養了歐洲經濟的其他部門。棉花產業實際上也是幾乎所有其他地區——美國、埃及、墨西哥、巴西、日本和中國——工業化的搖籃。同時,歐洲對世界棉花產業的控制導致歐洲以外絕大部分地區出現了一波“去工業化”浪潮,產生了一種融入全球經濟的不同形式的新整合。
工業資本主義的建設始于18世紀80年代的英國,然后在19世紀初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賦予了接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及其中的資本家巨大的力量,但也在棉花帝國內埋下了進一步轉型的種子。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擴散,資本自身更多地與特定的國家捆綁在一起。國家在這一過程獲得了更為中心的角色,成為*為持久、強大且擴展迅速的機構,勞工群體的規模和權力也大為增長。資本家對國家的依賴,以及國家對人民的依賴,賦予了那些在工廠的地板上夜以繼日工作、生產資本的工人以權力。到19世紀下半葉,工人以工會和政黨的形式集體組織起來,通過幾十年的努力,緩慢地提高了工資并改善了工作條件。反過來,這又增加了生產成本,為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低成本生產者創造了機會。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工業資本主義的模式已經傳播到其他國家,并受到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精英的追捧。由此,棉花產業離開了歐洲和新英格蘭,回到了其發源地:全球南方。
為什么是棉花?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這里對棉花帝國所做的論斷不適用于其他商品。畢竟,在1760年前,歐洲人已經在廣泛地販賣多種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商品,包括糖、大米、橡膠和靛藍。然而,與這些商品不同,棉花有兩個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階段,一個位于農田,另一個位于工廠。糖和煙草沒有在歐洲社會形成大規模的工業無產階級,棉花做到了;煙草沒有導致龐大的新型制造業企業的崛起,棉花做到了;靛藍的種植和制作過程沒有為歐洲制造商創造巨大的新市場,棉花做到了;美洲的水稻耕作沒有引起奴隸制和雇傭制的爆炸性增長,棉花做到了。因此,棉花產業跨越了全球,不同于其他任何行業。由于棉花產業以這些新方式將各大洲織在一起,它為理解現代世界、現代世界典型的*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長的歷史和資本主義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等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
我們難以看到棉花產業重要性的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它常常為那些煤礦、鐵路和巨大的鋼鐵工廠的形象—工業資本主義更有形、更巨大的證明—所遮蔽。我們常常緊盯著城市而忽視農村,緊盯著歐洲和北美現代工業奇跡,而忽略工業與世界各地原材料生產者和市場的聯系。我們往往傾向于把奴隸制、攫奪剝削、殖民主義等事實從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個更高貴、更純潔的資本主義史。我們傾向于將工業資本主義描述為以男性為主導,然而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勞動締造了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在很多方面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是大部分當代生活的基礎;我們不僅僅在經濟上,同樣也在情感上和意識形態上投身于資本主義制度。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實更容易被忽視。
相比之下,19世紀的觀察者已經意識到棉花在世界重塑過程中的作用。其中一些觀察家歌頌新全球經濟令人驚訝的變革力量。1860年,曼徹斯特《棉花供應報道》(Cotton Supply Reporter)相當激動地聲稱:“在本世紀數量眾多且龐大的機構中,棉花業似乎注定擔當領導力量,推動人類文明的進展……棉花及相關商業活動已經成為諸多現代‘世界奇跡’之一了。”
當你看著棉花作物時,它看起來實在不像世界奇跡的候選。棉花樸實且不起眼,形狀和尺寸有很多種。在歐洲締造棉花帝國之前,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種植的棉花品種彼此大不相同。南美洲一般種植海島棉,這是一種低矮枝密的灌木,開黃色花,生產長絨棉;印度的農民一般種植樹棉,這是一種6英尺高的灌木,開黃色或紫色的花,生產短絨棉;非洲長的是一種和樹棉很像的草棉。到19世紀中葉,陸地棉在棉花帝國中占據主導地位,也被稱作美國陸地棉。這一變種棉花起源于中美洲,1836年時安德魯·烏爾是這么描述它的:“高約兩到三英尺,后分叉成枝,上面長滿密密麻麻的茸毛。葉子的背面也長滿茸毛。葉子有三到五淺裂,*上面的葉子則是完整的心形,葉柄柔軟;靠近樹枝末端的花開得很大,且通常顏色暗淡。蒴果為卵形,四室,幾乎有蘋果般大,能產出像絲一般柔軟的棉絮,在市場上享有盛名。”
這蓬松的白色纖維就是本書的中心。這種植物本身不會創造歷史,但如果我們仔細地聆聽,它將會告訴我們世界上以棉花為生的人的故事:印度織工、亞拉巴馬的奴隸、尼羅河三角洲各市鎮中的希臘商人、蘭開夏高度組織化的手藝工人。棉花帝國正是由他們的勞動、想象力和技藝建成的。到1900年,大約1.5%的世界人口——成百上千萬的男人、女人和兒童——從事棉花種植、運輸或者棉產品制造。正如19世紀中葉的馬薩諸塞州一位棉產品制造商愛德華·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所言:“沒有任何其他一種產品,對這片土地的歷史和制度有著如此強大而邪惡的影響;可能也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產品,這片土地的未來福祉要更依賴它。”阿特金森所談論的是美國及其奴隸制歷史,但他的評論可以應用到全世界。
本書追隨著棉花從田地到船只、從商鋪到工廠、從采摘者到紡紗工到織工再到消費者的歷程。本書不會把巴西的棉花史與美國的棉花史分開,把英國的棉花史與多哥的棉花史分開,或是把埃及的棉花史與日本的棉花史分開。要理解棉花帝國及與之相關的現代世界,我們只能將諸多地方和諸多民族聯系起來,而非分別看待;他們影響塑造了棉花帝國,反過來又為棉花帝國所影響。
我關心的主要是多樣性中的統一性。棉花,這一19世紀*主要的全球商品,把那些似乎截然相反的事物—奴隸制與自由勞動力、國家與市場、殖民主義與自由貿易、工業化與去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然后以一種近乎煉金術的魔法將其轉換為財富。棉花帝國依賴種植園和工廠、奴隸和受薪勞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鐵路和蒸汽船——簡言之,依賴一個由土地、勞動力、運輸、制造業以及貿易組成的全球網絡。利物浦棉花交易所(Liverpool Cotton Exchange)對密西西比棉花種植園主有巨大的影響,阿爾薩斯地區的棉紡織廠與蘭開夏郡的棉紡織廠緊密相連,而新罕布什爾或達卡手搖紡織機的未來取決于多種因素,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之間的鐵路建設、波士頓商人的投資決定以及華盛頓和倫敦制定的關稅政策。奧斯曼土耳其國家對其農村地區的力量會影響到西印度群島奴隸制的發展;美國*近獲得自由的奴隸的政治行動也會影響到印度農村棉花種植者的生活。
從這些變幻無常的對立之中,我們看到了棉花如何使資本主義的誕生成為可能,又如何促成了其后續的再創新。當我們考察數百年來棉花及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交叉相織的道路時,我們會一再地發現,任何資本主義形態都不是永恒或穩定的。資本主義史上每一個新時刻都創造了新的不穩定性,甚至是沖突,促成了巨大的空間、社會和政治的重組。
關于棉花的著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實際上,棉花產業可能是所有人類工業門類中研究得*為充分的。圖書館里關于美洲種植園,關于英國、法國、德意志地區和日本棉花產業開端,以及彼此聯系的商人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棟。但試圖將這些多樣的歷史聯系在一起的研究還很少,也許*卓有成效的努力還是近兩個世紀以前的事了。愛德華·貝恩斯在1835年撰寫《大不列顛棉花產業史》(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時,他總結道:“請允許作者表達……他的主題引起的興趣不僅來自他所嘗試描述的工業分支的重要性,也來自它所建立的這個國家與地球每個部分之間的大范圍的相互交流。”雖然不全同意他的結論,但我也分享著貝恩斯的熱情,贊同他的全球視野。
作為利茲一家報社的編輯,貝恩斯生活在棉花帝國核心附近,他不可能不對這些事物采取全球視角。然而,當專業的歷史學家轉而研究棉花時,他們幾乎總是專注于棉花產業歷史的地方、區域和國家等層面。然而,只有全球角度才能讓我們理解這一宏大的調整,所有這些地方故事不過是整體的一部分:農業勞動力制度在全球范圍內的巨大變遷、由民族主義精英推動的國家強化項目的擴散、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影響以及其他等等。
本書利用了大量關于棉花的文獻,但將其置于一個新的研究框架之中。因此本書對關于全球化的對話做出了一些貢獻。這些對話充滿活力,但常常持現在主義(presentist)立場,因而僵化且缺乏歷史視角。有些人興奮不已地聲稱發現了資本主義史的新的全球化階段,《棉花帝國》一書挑戰這些看法。本書認為,資本主義自起初就是跨越全球的,而世界經濟的流動空間格局是過去三百年的共同特征。本書還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大部分歷史中,全球化的過程與民族國家的需要并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相互沖突,而是彼此加強。如果這個所謂的新的全球化 時代是對過去的革命性背離,那么這個背離并不是關于全球性聯系程度的,而是在于資本家**次能夠從那些特定的民族國家解放出來,而過去正是這些民族國家使他們能夠崛起。
《棉花帝國》是歷史學家更廣闊對話的一部分,他們試圖在一個跨國家的,甚至是全球的空間框架里審視并重新思考歷史。歷史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與民族國家并肩出現,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歷史學家從預設的國家視角出發,往往沒有對跨越國家邊界的聯系給予足夠的重視,而是滿足于可以從研究特定民族國家領土內的事件、人物和過程所得到的解釋。本書則致力于更廣泛地關注跨越政治邊界的網絡、身份認同和過程,來平衡歷史研究的這些“國家”視角。
通過側重棉花這一特別的商品,并追蹤其種植、運輸、融資、產品制造、銷售和消費的過程的歷史軌跡,我們能發現不同的人與不同的地方之間的聯系,而如果我們從事的是更加傳統的局限于國家邊界的研究,這些聯系將仍然處在邊緣地位。本書不再關注特定事件的歷史,比如美國內戰;或特定地區的歷史,如大阪的棉紡織廠;或特定人群的歷史,如西印度群島種植棉花的奴隸;或特定的歷史進程,如農村耕種者向工業受薪工人的轉化。本書以一種產品的傳記為一扇窗,探究關于我們世界的歷史的*為重要的問題,并重新解釋一段影響至關重大的歷史:資本主義的歷史。
我們即將踏上一段穿越人類五千年歷史的旅程。在本書中,我們將通過關注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事物—棉花—來揭開一個巨大的謎團:現代世界起源于何處?讓我們先從一個位于今天墨西哥的小村莊開始我們的旅程,在這個與我們的世界迥異的世界中,棉花正在欣欣向榮地生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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