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在政府權威信息發布不及時，媒體掌握輿論主導，海量自媒體片面解讀、過度報道的情形下，單一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容易演變為引發全社會整體焦慮的食品安全危機。在食品安全治理體系中，各主體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本文從整體出發，聚焦政府、媒體、公眾三個主體進行深入探討，得出要重塑牢固穩定的食品安全信任體系，必須要創造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政府給予更少的管理，鼓勵更多的溝通;媒體恪守職業道德，基于事實傳遞準確信息;公眾提升自身知識儲備，理性客觀對待風險危機。

食品安全關乎公眾切身利益

　　民以食為天，食品是人們生活必需，故而食品安全問題爆發*易造成社會恐慌。不管是當年我國的“三聚氰胺事件”，還是近兩年引發全澳大利亞恐慌的“草莓藏針事件”，都觸動了公眾擔憂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經。食品安全的真相并不是非黑即白。然而社會媒體，特別是如今海量的自媒體對食品安全事件的錯誤解讀和過度報道，常常使得單一的食品安全事件演變為引發全社會整體焦慮的食品安全危機。澳大利亞媒體對“草莓藏針事件”的不當報道和傳播，直接導致了部分民眾的惡意效仿，致使草莓藏針問題從*初昆士蘭州的*個別事件，發展為波及維多利亞州、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南澳大利亞等多地的全國性案件。*終，不僅是草莓，蘋果、香蕉、獼猴桃等多種水果也面臨大規模滯銷，澳大利亞水果產業遭受重創。食品安全事件就像“漣漪中心的石頭”，而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便是“石頭激起的漣漪”，漣漪的大小不僅取決于事件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也與事件的傳播和公眾的接收過程息息相關。因此，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如何進行有效的公共溝通就顯得至關重要。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事件的傳播過程存在公共溝通不暢的問題。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由于食品事件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加之相關監管部門、鑒定機構等工作流程和工作效率上的問題，往往難以為復雜的食品安全事件提供及時的鑒定結果和緣由說明，繼而導致政府不能在事件發生后的**時間發聲。權威信息的缺失，致使輿論的主導權轉移到了“嗅覺靈敏”的社會媒體手中。但多數社會媒體囿于食品安全專業知識有限以及獲取信息不全面等因素影響，“食品出了什么問題”“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會引發什么后果”等，媒體報道都難以給出充分、明確的回答。因此食品安全事件的**報告一般是模糊且難以保證真實性的。食品安全關乎公眾切身利益，公眾對食品安全信息有著強烈的需求，在官方不能給出準確信息的情況下，就會對接收到的社會媒體發布的各種碎片化信息進行自我解讀。在如今的自媒體時代，公眾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于是錯誤或片面解讀的信息在傳播中以訛傳訛，*終導致謠言甚囂塵上，真相無處可尋。

　　食品安全事件的輿論惡性發酵，追根溯源，是由不健全、低信任的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機制造成的。在食品安全治理體系中，政府、媒體、公眾是三個*為重要的行為主體，三者相互依賴又相互博弈。公共溝通中的政府主體雖*力促進食品共治體系中各主體間的信息發布與溝通，但在實際行政過程中，仍然表現出“一元治理”的特點。食品信息的不規律發布，公共溝通的不主動態度，具有距離感的行政話語風格，都使得政府掌握的信息難以準確有效地傳遞給社會公眾。另一方面，公眾對于政府發布的信息并不買賬。相比于政府的官方解釋，公眾更愿意相信流傳于網絡的只言片語、小道消息甚至謠言騙局。媒體是公眾獲知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通道，但市場化的媒體為了吸引更多的受眾，多發布擔憂、恐懼、質疑的內容，總體呈現出一種“非健康”傳播態勢。社會媒體在為公眾傳遞食品安全信息的同時，也強化了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風險感知，引發了公眾的集體焦慮。

食品安全風險交流體系研究不斷深入

　　對于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緣由以及如何提升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Mary Mc Carthy等研究者從信息發送者、信息渠道、信息接收者三個基本要素入手，考察了影響愛爾蘭島食品安全風險溝通的障礙，在對科學界和公眾的意見進行評估的基礎上對解決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問題提出了相關建議。Harry A Kuiper等研究者提出，通過在歐盟轉基因風險分析過程中加入問題制定、風險目標分析環節、擴大風險評估范圍、鼓勵社會組織和公民更廣泛參與風險分析過程的方式來恢復消費者對歐盟轉基因生物風險分析的信心。國內，張宇東等研究者通過分析消費者量化信息搜尋增強和精準化決策需求轉變的過程和機制，剖析了食品安全風險感知下消費者的決策邏輯。倪國華等研究者基于“彈簧效應”假說，對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傳統的“捂蓋子”方式進行定量評估，研究表明，降低媒體對食品安全事件的監督效率，對食品行業的未來發展和公眾食品安全信心均有負向影響。

　　對于食品安全風險交流體系中各個主體的行為和互動研究，學者們多從博弈論的角度展開。研究者Li Qin以合作博弈論為基礎建立食品安全治理模型，分析政府、市場和第三方機構在參與食品安全治理過程中實現博弈均衡的過程。研究者劉任重采用博弈論分析方法，引入罰金、公眾滿意度等變量，在考察企業間重復博弈機制后，給出在一國經濟快速正常發展時期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原因。王建華等研究者運用博弈模型對政府和農業生產者在農產品安全監管和控制活動中的行為決策過程進行分析，給出了政府轉變農產品安全監管職能的有效路徑。研究者吳燁以博弈論為工具，將政府、食品生產者、消費者的食品安全互動行為置于統一制度分析框架內，解析三者的行為作用范圍及相應選擇行為，并探討了多中心治理中第三方行為對優化食品安全監管的可能性。

　　對于食品安全風險交流體系中各主體之間風險信息交流和信任構建的研究，高原等研究者在消費者食品安全信任研究中引入新經濟社會學中的嵌入理論，試圖構建一個適用于常規食品體系情境下的消費者食品安全信任機制。研究者吳元元從整體主義視角，提出應當以系統性的進路，改善政府執法信息基礎和危機風險交流方法，構建科學社群的平衡約束機制、建立消費者認知教育制度，在普遍意義上穩定公眾的信任預期，重建食品安全共治模式的信任紐帶。研究者雷宇以近年中國乳制品負面事件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乳品行業聲譽機制的信任基礎所受的損害以及信任重構所面臨的問題。宮賀等研究者在危機傳播情境理論中引入“施信者-受信者”框架，認為作為施信者的公眾傾向于將危機視作“全局性問題”，而作為受信者的政府往往將危機歸因于“個別組織”的違法行為，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滋養了謠言的產生，*后從“意義共創模式”角度提出信任重建的可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