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0173 3840年，心理學家羅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發現，熟悉程度是人們區分“天然”和“非天然”的重要標準。在人們的認知中，越熟悉就越天然；而越陌生，不管是在認知上還是在經驗上，越復雜，即人們需要調動更多的認知資源去理解的事物，人們就認為其更加“非天然”。并且人們在判斷兩者孰優孰劣時會存在認知上的偏見，即天然的一定是好的，而非天然的就是壞的。而任何事物，只要進行了人為干涉都會被定義為“非天然”，比如轉基因食品。

　　暈輪效應

　　今年，康奈爾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發現食品上的標簽會影響人們的認知，比如對食物味道的感受，營養水平的估計和出錢購買的意愿。實驗選取了在伊薩卡（康奈爾大學所在的小鎮）一家商店購物的115名顧客，研究者發給每個人兩種不同的食品，共三組。每一對的其中一種食品的標簽為“有機食品”，另一種則為“一般食品”。實際上，這兩種食品除了標簽都是完全相同的，即都為有機食品。

　　實驗結果發現人們認為有機食品的卡路里更低，如有機餅干的卡路里比一般餅干要低24%；并且有機食品口味更加純正，營養更豐富；此外，相對于一般食品，人們愿意多花16%～23%的錢來購買有機食品。從實驗結果來看，顧客們正沉浸在“有機食品”所帶來的光環中，認為只要是“有機”的就是更好的。這是心理學中典型的“暈輪效應”，而這種效應會帶來非理性的思考，即當人們認定某事物存在一些優點時，那些與此無關的方面似乎也瞬間開始閃閃發光起來。

　　轉基因生物則比較悲劇，它恰好經歷著“負面”的暈輪效應，僅僅是它本身被貼上的“非天然”標簽這一個特征就讓很多人在認知上將其打入地獄。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Maastricht University）2005年的一個研究發現，人們認為一種轉基因食品的人工干涉越多，即越“非天然”，人們的接受度就會越低。

　　實驗數據PK主觀情緒

　　轉基因食品的負面“暈輪效應”影響的不僅是人們對它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它會影響人們對其主要風險和收益的評估。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研究人們對風險的認知模式，作為一名心理學家，他在1979年指出：當面對新出現的、未知的科學技術時，實驗數據**是主觀情緒的手下敗將。比如，很多人會認為核電站的輻射風險遠高于醫用X射線。盡管實驗數據并不支持這個結論，很多專業人士也認為其完全為無稽之談，但是人們還是屈服于陌生核電站所引發的恐懼情緒。并且當人們正在被某種負面情緒纏繞時，很難對風險和收益進行理性評估。

　　斯洛維奇還表示，人們的觀點一旦形成，就很難被改變。對科學證據的解讀，因為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許就會南轅北轍。曾經有一個研究探討了轉基因棉花對環境的影響，公眾對此的態度完全符合斯洛維奇發現的規律。通過比較轉基因棉花和一般棉花對環境的影響，研究者認為盡管兩種作物對節肢動物的數量有同樣的負面影響，但是轉基因作物降低了殺蟲劑的使用。這個結論一出來，那些反對轉基因生物的人卻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對比，仍舊簡單得出了轉基因作物會對環境造成傷害的結論。

　　斯洛維奇還認為三個因素會影響人們對新科學技術的風險評估，分別為對新技術的恐懼程度，熟悉程度以及新技術會影響的人口數量。轉基因技術無疑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面對多種可能存在的影響，人們對其有非常高的恐懼感；并且公眾對轉基因技術非常陌生。

　　信與不信

　　更讓人無能為力的是，很多人對轉基因技術的數據來源并不信任。除了風險估計，信任是影響人們對新技術接受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人們對研究數據來源都懷疑的話，那該研究對人們的評估就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如果人們對現有研究失去信心，只是迅速地去懷疑和否定，那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了解這項新技術。

　　這難道意味著轉基因技術永遠都會困囿于情感的陷阱而得不到研究數據的論證嗎？其實也不是。比如，時間會喚起人們的理性：轉基因技術應用時間越長，人們對其的熟悉度就會提高，就會改變認知的偏見。出生在轉基因時代的孩子，可能就不會再大驚小怪，從而能更加理性對待。

　　雖然熟悉度會緩慢提高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但是一個更大的推動力來源于社會的巨大需求。馬斯特里赫特大學2005年的研究還發現，如果一種食物的需求更大，比如黃油比炸魚條的需求更大，人們就會更愿意接受此食物的轉基因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