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里，香港之于中國大陸消費者而言，都是個充斥“好貨”的神秘購物天堂。

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很久，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大陸、尤其南方沿海城市的“港貨”，就曾是大陸人艷羨的對象，這些“港貨”既有價值高一點的精工表、收錄機，也有價值一般的尼龍夾克、“香港衫”、“香港包”，還有今天看來不過香港日用品的剃須刀片、風油精、空白錄音帶，既有物質的、有形的，也有精神的、無形的，如港歌、港片、香港報刊雜志，等等。改革開放后，這些“港貨”流入中國的更多，甚至一度在陸港間滋生了專門負責“帶貨”的“水貨一族”。在那個年代，對“自由行”猶豫不決的是兩邊的行政部門，民間則是一片叫好或催促之聲。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市場一放就靈”，任何存在或出現的問題，都可通過“市場萬能之手”去調節。

這種“情投意合”和“你情我愿”，其實是建立在一種非常態的消費文化基礎上的。

改革開放之前、之初的香港，是個半工半商的自由港，制造業和服務業并重，商品門類齊全且價格低廉；當時的大陸則處于經濟停滯或初起步階段，制造業艱難跋涉，市場上空空如也，商品種類稀少，“高精尖”產品非但價格高，而且難以買到，稍稍“稀奇”一點的東西，要么需要各種票據，要么就得開后門、或拜托少數有機會出國旅行的親友從“三大三小”、“一大三小”的指標中分一杯羹，近在咫尺且流通渠道相對豐富、方便得多的“港貨”自然對饑渴的國人有*大吸引力，他們對能給他們帶來“好貨”的港人和香港市場，自然也是充滿好感。當時慢說比“行貨”成色差距甚大的“水貨”大陸人趨之若鶩，甚至諸如“TTK磁帶”、“HK包”之類來路不明的“假港貨”，大陸人也照樣趨之若鶩，正所謂“饑不擇食”。同樣，當時的香港商家、水貨族，乃至普通港客，還普遍沉浸在對貧窮的“表哥表姐”既好奇又憐憫、且可以通過這種不對等生意往來名利雙收的居高臨下心態中，自然也不會有那么多的抱怨——如果說有，那就是抱怨這種生意還不夠“自由”，無法讓自己賺得更多、心情更好。

2003年，爆發在華南一帶的SARS給本已飽受轉型之苦、地產泡沫破裂之禍的香港經濟帶來重創，蕭條的世面、慘淡的商業營收，讓香港特區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憂心忡忡。反觀此時的大陸，已處于改革開放成果漸漸凸顯、經濟開始步上快車道的初期，大量涌現的城市中產階級消費力開始膨脹，而當時的國內市場商品不論數量、種類、檔次、質量，都尚不足以滿足這一批消費者的胃口。正因如此，當現任特首、時任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的梁振英因事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官員談及開放自由行問題時，雙方才會一拍即合。

自由行的發端，是2003年6月29日出爐的《內地與港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而從這個綱領性、指導性文件的出臺，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東莞、佛山、中山、江門）開放成行，期間只過了整整一個月（2003年7月28日自由行首批正式開閘），當年自由行城市就從4個擴大到10個，且包括了“北上廣”三座特大城市，此后自由行范圍持續擴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陸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

自由行給香港經濟、商業和就業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

上世紀90年代，香港制造業大量外流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珠三角，香港本埠開始艱難的經濟轉型，盡管獲得不少成績，但新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和地產業——受海外因素和泡沫經濟影響過大，且不足以為香港社會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97”后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地產泡沫的崩盤，香港經濟和民生景氣都受到嚴重影響。自由行的實現，讓香港商業、旅游業意外獲得一針強心針，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之一。據統計，2002年即自由行實現前一年，大陸訪港人數僅638萬人次，2013年已達4075萬人次，大陸訪客占訪港旅客總數比例，從2002年的41.2%，升至2013年的75%，也就是說，每四個訪港境外來客中，就有三個來自中國大陸。

根據香港旅游發展局的數據，自由行10年間內地赴港游客累及逾1億人次，按照香港經濟學家關焯照的說法，自由行至少帶動香港1至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相當于為港人貢獻了人均1/3的薪酬，而全國政協委員、候任香港旅游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則承認，自由行讓香港經濟得以從“非典”陰霾中迅速走出，并帶來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

然而隨著自由行的深入，曾經的“兩情相悅”，卻漸漸變成了彼此不痛快。

在香港，抱怨大陸客“不文明”、“不守規矩”，造成購物秩序混亂、購物環境惡化和交通擁堵的聲音比比皆是，一些人更指出，由于香港商圈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取悅大陸客身上，造成本港居民購物不變，大陸客搶購奶粉、時尚電子產品的幾次熱潮，更直接導致了“奶粉限購令”等一系列“土政策”的出爐。

由于擔心大陸孕婦來港“雙非產子”，港府在口岸嚴防死守，卻又不便違反國際法準則，公然宣布對特定人群、尤其特定來源的特定人群實行“禁入”，這種自相矛盾在實際操作中，便表現出一系列“非常之舉”，和自由港的形象反差很大。

對于這些問題，一些激進港人用網絡謾罵、在鬧市商圈唱“蝗蟲歌”、在視頻上專門發放大陸人不文明鏡頭等做法加以放大，而一些香港民代、政治人物則不斷提出一些五花八門的建議，如“削減20%自由行名額”、“在赤臘角等遠郊開設專門針對大陸的購物場避免陸客入市區”、“征收陸路入境稅”，等等，引發一次次風波。

而在大陸，針對自由行的不滿也同步增長。

許多大陸訪客對“蝗蟲歌”一類歧視性言行十分反感，對香港部分口岸、商家和窗口單位工作人員溢于言表的輕蔑態度很不舒服，不少人指出，這些歧視、輕蔑是“看人下菜碟”，專門針對陸客，同樣的問題陸客就是“蝗蟲”，而其他外國人或港人就聽之任之。更有人對香港方面僅僅把陸客當作“送財童子”，一方面強調“你們應該來港花錢”，甚至屢有導游因陸客不肯多購物而做臉做色之事，另一方面卻又擺出一副“要錢不要人”的“霸王店”臉色，讓人著實難堪。

出現這種感情裂痕，和消費文化的演變有很大關系。

就香港而言，雖然做自由港很多年，屬于成熟的商業社會，但畢竟長期以來系以加工業、轉口貿易立足，轉型以零售、旅游服務業為本，認真講不過是近20年、尤其自由行開通后的事，港人在這方面的服務心態，較日本、臺灣等地有很大差距。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言，同樣是出現磨合上的問題，有些甚至問題更嚴重，但日本、臺灣當地的商家、商業從業人員和窗口機構，卻仍然可以“職業的熱情”對待陸客，反觀香港則有些勉為其難。

雖然時過境遷，但許多港人仍自覺不自覺出于慣性，對陸客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在這種心態下，好處往往被有意無意忽略，而問題則被挑剔、放大。甚至一些對陸港經濟形勢逆轉心知肚明的港人，也依然抱著對“過去好時光”的留戀，無法接受如今的現實，并因此產生抵觸情緒，又因抵觸情緒產生不快和排斥心理。

而在大陸方面，許多人從一開始就抱著“我們是來香港救市”的優勢心態，對港人缺乏足夠尊重；一些陸客在國內養成了不尊重秩序和規范、不拘小節、不講社會公德的毛病，并將這些毛病帶到香港。這些自然也激化了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當初的自由行構想，和實際形勢的演變間，存在很多落差。

當初香港方面的如意算盤，是通過自由行吸引大陸近港城市和高端游客，并借助這些人的購買力托市，在他們看來，這些人或對香港社會更熟悉，容易磨合，或素質較高，購買力較強，可以把副作用降到*低。

然而大陸經濟的騰飛，和大陸有錢人消費能力的提高，卻遠遠出乎香港、甚至大陸當局的意料：短短幾年功夫，海洋公園、香港迪士尼對這些人已毫無吸引力，隨著更多雙邊旅游協定的簽署，他們的足跡已遍及歐美澳、乃至非洲和南*；曾經對香港水貨趨之若鶩，把香港時尚屋視作圣地的大陸富人，如今已蜂擁而赴巴黎、米蘭、倫敦和東京，連香港“行貨”都未必放在眼里。穿梭于陸港兩地的，變成了消費力稍遜一籌的“二三線”內地消費者，這些消費者的個人素質和海外適應能力難免也較差一些，而購買力、消費力也相對遜色，這種始料不及的“錯位”，同樣造成了消費文化上的更多 沖突。

此外，諸如“食品危機”等意外事件，和大陸零售物價的上漲，也讓一些問題凸顯，如事實上造成陸港兩敗俱傷的“奶粉限購”，和一些深圳居民利用“一年多行”的漏洞在香港超市、便利店掃貨，都讓兩地民間的矛盾，和消費文化間的沖突雪上加霜。

對于這一切異動，大陸官方一直擺出“悶聲發財”的姿態，而香港方面的諸多方案，恐怕也只是隔靴搔癢：設置陸地過關費勢必導致大陸對等待遇，這在港客日過關18萬、陸客僅10萬的背景下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削減自由行名額未必能減少副作用，卻**會減少“正作用”；至于開辟遠郊賣場則更是莫名其妙——原本陸客就對港人僅僅把自己當作“香港提款機”、有救市義務卻無“市場上帝”待遇嘖有煩言，這樣的做法，豈不是讓自由行變成進入“購物集中營”？

解鈴還須系鈴人，自由行的種種問題，許多都是兩地消費文化差異所致，要解決也必然需從這里入手。

對于大陸游客而言，入鄉隨俗是理所當然的道理，提高個人素質、遵守社會公德和規則，也是每個文明人理應做到的，在抱怨別人挑剔之前，應先捫心自問“這些問題是否真的存在”。

而對于香港而言，恐怕**要從對“昔日重來”的幻想中醒來——香港對大陸的商業優勢心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昔日大陸不開放、不發達，香港作為中繼站賺取“過橋費”基礎上，如今大陸全境商業開放，自身經濟也躍居世界前列，昔日商品匱乏、市場局促、民眾無力走出**的“對港依賴”生態，早已一去不返，倘一味將“過去的好時光”當作陸港商業關系的參照系而怨天尤人，只能徒然增加陸港商業往來的嫌隙和障礙，并給外人以可乘之機——要知道繼“**陸客”被歐美搶走之后，周邊許多“碼頭”正虎視眈眈，覬覦著“二三線陸客”的商機，而這些在不少港人看來并不可愛的消費者，正是當前“自由行”的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