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獨領中國民營經濟的風騷，然而，隨著２００２年以來溫州ＧＤＰ增長速度的滑落，“溫州模式”面臨著被“唱衰”的危險。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審視溫州經濟發展面臨的某些“困局”，就會發現溫州今天的問題可能明天就會被擺在其他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桌面上。因此，“唱衰溫州”決非明智之舉，集思廣益，為“溫州模式”的改進完善出主意、想辦法才是我們思考這一問題的正確落腳點。

?? “溫州不行了”的*直接證據就是在浙江省公布的２００２年統計數字中，溫州的ＧＤＰ增速出人意料地滑落到第七位；進入２００３年更是每況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數第二，７、８月份則連續兩月倒數**。在不少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溫州模式”被找出了“兩大軟肋”：其一是經濟發展基本依靠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吸引外資能力*為有限，產業結構升級過于緩慢；其二是隨著民營企業在當地的日益密集，土地、人才等資源的約束效應顯現日甚一日，造成資本大量外流、企業成批外遷，產業空心化現象加劇。這樣一來，在“溫州模式”與其老對手“蘇南模式”的較量中似乎終于要“風水輪流轉”了。

??基本面仍然是好的
?? 在“溫州模式”受到普遍追捧的日子里，溫州人不少被挖掘出來的生意秘籍到今天仍然有被重新回味一下的必要——“溫州人有１０萬元，絕不會像外地人只用５萬，留５萬備急，他不僅把１０萬全投進去而且還借款，以便在市場上盡力獲得競爭優勢?！?；溫州家庭企業出于對家族成員的信任，決策非?？?，承擔風險能力很強。他們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溫州老板大多從事**線生產，不少老板扮成打工仔去深圳的臺資企業學成本控制；正泰集團南存輝講起當年辦集團企業的故事：“政府一直要我搞企業集團，我不干，因為我想不通有什么好處?！?br/>
?? 從這些凌亂的經驗歸納之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溫州的制造業企業是真正符合“產權清晰、權責明確、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競爭主體要求的，溫州在改革開放中的產權制度改革是一步到位的，溫州的經濟增長都是以清晰的民間財產權為基礎的“實”的發展。僅僅因為這一個緣由，我們就可以斷定“溫州模式”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繼續代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不應該被輕易否定的。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沒有理由根據短期內地方間經濟發展指標的變化衡量發展方向正確與否，更沒有理由用ＧＤＰ這種無法反映制度變遷程度的指標去給從不同起點上起跑的地區列隊排序。

??兩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 在各地以重化工業為先導的新一輪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熱潮中，溫州以服裝、皮革、打火機等傳統制造業為主體、依靠自身積累循環發展的產業結構自然不如以前“風光”了。然而，急于斷定“溫州模式”就一定缺乏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卻是有失偏頗的。由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過渡到重化工業、高技術產業固然是產業結構升級，依靠現代技術和管理手段重新組織傳統產業的生產，也未必就不是產業升級?，F在溫州人無疑選擇的是后一條產業升級的道路。正如溫州市委書記所言：“我們的‘康奈’皮鞋一雙可以賣到１０００多元，現在１臺２５英寸彩電也就是１０００多元，你說哪個的附加值更高？”有人認為，溫州企業家幾代人從事一種行業經營的特點限制了產業升級的動力，殊不知，這種“代際鎖定”的執著性正是占領價值鏈高端的必要條件——品牌賴以形成的重要來源之一。事實上，溫州現在以擁有７個全國馳名商標、１５個中國**產品，是我國品牌集中度*高的地區之一。在這里，我們一定要糾正一個錯誤的觀念，那就是現代經濟一定要搞大企業、上高新技術行業。事實上，小企業通過良好的分工協作一樣占領大市場，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能帶來高額的利潤。順其自然、因地制宜是各地選擇產業結構的*佳選擇。

?? “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所謂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設計的結果。事實上，這兩種模式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市化形式。在促使資本與農村廉價勞動力結合、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提高居民收入這一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選擇上，這二者則是完全統一的。只是由于蘇南地區工業基礎相對較好，對外交通方便，知識人才相對密集，故而傾向于選擇外來資本，組織形式也以創辦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改制為主。而溫州所在的浙南地區在自然資源、基礎設施方面的條件相對較差，但當地居民的經商創業意識從來很強，通過自主的資本積累力推民企發展也是非常自然的。這兩種模式如果異地而處，很可能都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那種承認一個就必須否定另一個的事前判斷也是站不住腳的。

?? 至于資本外流和企業外遷，則的確是溫州經濟面臨的真正挑戰。不過我們也應該同時意識到，這些都是經濟發達地區在資本積累達到一定數量、企業形成相當規模之后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缺少了流動性，資本根本就不能再被稱之為資本。當資本和企業數量在特定區域內密集到了一定程度時，生產成本必然上升、投入的邊際收益也會經歷下降的過程，轉移就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如何把握這一過程。日本一直為制造業向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加劇了本國的“產業空心化”而憂心忡忡。然而，近兩年以來日本外資流動順差超過了對外貿易順差的事實，客觀上促使日本認真思考如何利用依靠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匯回的營業收入，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樣，在全國眾多地區把目光盯在衡量本地產出的ＧＤＰ上的時候，包括溫州在內的浙江不少縣市越來越多地提到地方永久居民投資、生產成果的ＧＮＰ概念。的確，如果采用ＧＮＰ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溫州經濟在全國所占的位置無疑會更加重要。企業外遷以后，如果和原駐地徹底斷絕聯系，則肯定造成產業空心化。但這種轉移同樣可能促使資本流出地向金融等商務活動中心轉型，并向更高領域的服務業進軍，造成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攜手發展的雙贏局面。當然，這要求有高質量的人才儲備、便捷的信息交換方式和完善的公共服務作為保障，而這些才是“溫州模式”在未來的著力重點所在。

?? 為了溫州，也就是為了中國經濟的未來
?? 承認“溫州模式”的成就甚至是優越性并非否認其缺陷所在。然而這些缺陷往往并非由溫州自身產生而來，而是反映了我國宏觀經濟結構中許多仍待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因而也并非是溫州一家能夠獨立解決的。例如，“溫州炒房團”因為制造了房地產泡沫而廣受詬病，但這恰恰反映了在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在內的眾多投資領域不向民間資本開放的條件下，民資嚴重缺乏合理的獲利空間，呼喚的是政府降低民間資本準入的門檻；溫州民間資本充裕而許多企業卻面臨“貸款難”，地下金融一度十分猖獗，這就要求政府在批準設立民營銀行、更充分利用股票市場等現代金融工具方面的步子要邁得更大；“溫州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放手讓民間經濟力量自主創新，而自己處于“缺位”狀態，現在民間資本開始熱衷于鋼鐵、汽車等投資多、獲利快、風險大的行業，對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的企業來說這本無可厚非，但卻加大了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不穩定性，政府的“缺位”狀態不能再持續了，迫切需要政府對民間投資進行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引導，真正考驗政府宏觀調控水平的時刻到了。

?? 溫州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大膽開拓創新，充分利用“制度落差”快速推進了現代化進程，卻也因此提前遇到了眾多新問題、新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是其他地區遲早要碰到的。因此，解“溫州模式”之困決非溫州人自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