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下午，“對華鞋產品反傾銷聽證會”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這已經是中國制鞋企業繼去年12月22日之后第二次參加歐盟方面組織的聽證會。

在中國皮革協會網站公布的歐盟反傾銷程序時間表上，第二次聽證會是14項程序中的倒數第四項。涉案金額高達7.3億美元、波及中國1200余家制鞋企業和400多萬工人的“歐盟反傾銷**案”已近尾聲。距今年10月歐盟可能給予中國皮鞋5年反傾銷關稅的終裁，中國方面回旋的時間和空間都所剩不多。

2005年，我國遭遇反傾銷調查51起，幾乎平均每周一起，已連續11年穩居世界榜首。反傾銷訴訟已經成為“中國制造”難以擺脫的影子。

被頂著的命門

5月10日《商務周刊》在溫州采訪時，中國第二大皮鞋生產企業奧康集團的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吳春悅向記者透露，去年年底和今年5月初，奧康曾先后兩次向歐盟提交材料，就奧康未被歐盟作為反傾銷調查抽樣企業提出異議，希望歐盟能來奧康實地考察，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

“歐盟并沒有給予任何一家中國鞋企市場經濟地位，奧康的希望有多大？”記者問道。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奧康就要用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去爭取。”奧康集團行政總監周威答道。

不僅奧康，2005年7月7日，歐盟方面的反傾銷調查甫一啟動，兩周內，就有156 0190 2607多家中國鞋企積*應訴。應訴意味著要付出巨大的財力和精力，光律師的代理費就有十幾萬，對于小企業來說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這156 0190 2607多家企業，都是沖著歐盟的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來的。

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一直以來堪稱中國對外貿易的軟肋。因為中國被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一旦中國的出口企業遭遇反傾銷訴訟，成本統計和傾銷幅度計算都要參照第三方的價格水平，這給企業證明產品價格是否低于成本帶來難度，也已經使中國企業遭受了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1993年歐盟對中國彩電提起“反傾銷調查”時，選擇以新加坡為參照國。新加坡的勞動力成本為中國的20倍以上，中國彩電被判定為“傾銷”。此后幾年內，中國彩電在歐盟市場都無法翻身。

經過中國政府部門反復努力，1998年，歐盟調整了對華反傾銷政策，規定被訴中國企業可以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如果獲得認可，對該企業傾銷幅度的計算就以其自身的成本來比較。

所以，能否取得市場經濟地位，成了反傾銷訴訟中中國企業被外國政府攥在手心的“命門”。

如果取得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案中，企業*終取得的稅率往往會比別的企業低很多，甚至是零稅率。比如在2001年8月中國輸歐鉬鐵案中，通過市場經濟待遇審查的南京新資源公司，*終被裁定的稅率為3.6%，而其他未主動應訴的企業，獲得的是以美國為替代國計算的高達26.3%的統一稅率。而即使沒有被通過市場經濟待遇審查，積*應訴的企業也能通過向歐盟提出分別裁決申請，獲得獨立和相對公正的裁決。鉬鐵案中，另有三家未通過市場經濟待遇審查的應訴企業，也分別獲得了9.8%、l2.7%和17.2%的較低稅率。

“全軍覆沒”的背后

去年六、七月份，歐盟關于中國等地產的鞋產品反傾銷調查剛剛立案，中國輕工進出口商會就在溫州和番禺分別召開了勞保鞋和皮鞋的反傾銷應訴協調會，以介紹情況，推薦律師，企業也紛紛主動應訴。此后的半個月內，全國1200余家制鞋企業中，有156 0190 2607余家皮鞋企業和30余家勞保鞋企業應訴，應訴率為15%左右。

中國皮革協會緊急應對小組有關負責人衛亞菲認為，15%的應訴率在歷年輕工行業的反傾銷應訴中已經是一個不低的數字。

據衛亞菲介紹，中國企業的積*應訴甚至讓歐盟措手不及，“一個企業的應訴材料就好幾百頁，那幾天，因為中國方面發去的傳真太多了，歐盟的傳真機都用壞了好多臺。歐盟*后從156 0190 2607多家應訴企業中只挑選了13家實地檢查，但用的都是臨時另聘的人員，他們根本沒那么多人手”。

可是這次企業的積*應訴，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理想的結果。今年1月12日，歐盟宣布，從156 0190 2607家中方應訴企業中選取的13家抽樣企業，沒有一家獲得市場經濟地位。3月23日，歐盟成員投票通過從4月7日起對所有中國出口到歐盟的皮鞋征收4.8%的關稅，到10月增加到19.4%。

歐盟方面的初裁一出，立即遭到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對。高明天達律師事務所律師余盛興介紹，自1998年歐盟修改相關法律，允許反傾銷調查中給予企業以單獨市場經濟地位以來，我國遭調查的企業中已有20%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并因而爭取到較好的稅率，甚至是零稅率。而在鞋案中所有被調查企業——包括相當多的外資企業——都被以各種理由否認給予市場經濟地位，這是****的。

為加強溝通，解決分歧，今年3月12日，在中國民營化經濟程度較高的浙江省省會杭州，歐盟貿易救濟司司長維尼格一行與國家商務部、浙江外經貿廳以及10余家企業代表在西湖邊召開了一場“中歐市場經濟地位企業座談會”。但同一個話題，同樣的標準，雙方卻各說各話，摸不著對方的出招方式，中國企業們才發現分歧是如此之大。

“中國鞋都”溫州的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朱峰為了形容溫州鞋業的民營化程度，用了“99.99%”來強調其含金量。朱峰表示，在溫州，制鞋業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之一，溫州鞋價格低是因為溫州擁有成熟的產業規模、品牌體系、產業鏈和營銷網絡，而不是低價傾銷。

維尼格卻表示，浙江99.99%的制鞋企業是民營或私營企業，這符合市場經濟地位的前提條件，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按歐盟反傾銷的有關標準，企業要取得“市場經濟地位”須具備5項條件：決策沒有明顯受國家干預；有一套按國際通用準則建立的會計賬簿；生產成本、財務狀況未受非市場經濟體系的顯著影響；企業不受政府干預成立或關閉；貨幣匯率變化由市場決定。

維尼格稱，歐盟方面在調查中卻發現中國企業依然難以滿足這些條件，依然存在著“有可能影響到產品競爭的國家支持”：中國政府有促進外銷而不是內銷的趨向性政策，包括一些“隱性政府補貼”，如出口退稅政策；如來自銀行的較低利率的貸款，使一些原該破產的企業難以破產；如對三資企業的減免稅政策。還有一再被提及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歐盟認為，制鞋業利潤很低，而人民幣匯率過低不能反映中國勞動力和生產成本的真正價值。而且很多中國企業按國際通用準則建立的會計制度并未得到真正實行，“不能形成透明的、可信的成本和價格標準”。

對于歐盟的這些指責，中國鞋企并不心服口服。“所謂‘政府補貼’，是政府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給予優惠政策，并不是給制鞋業的特殊優惠政策。”廣東創信鞋業董事長吳振昌反駁到，“如果你說制鞋行業享受政府補貼，那么其實所有的行業都是一樣的，那為什么中國制造面對過歐盟多次反傾銷調查，還仍然有20%的企業獲得了市場經濟待遇？”

而讓中國民營鞋企深感不公正的另一點，是此次歐盟將高科技運動鞋排出在反傾銷措施之外，而此類鞋的主要生產廠商，正是歐盟所謂“享受著稅收優惠政策”的外商。

商務部的無奈

面對歐盟不公正待遇，企業紛紛表示希望政府能以更積*的態度出面。“雖說反傾銷的應訴主體是企業，但歐盟這次對鞋企的判決傾銷很不尋常，被賦予了太多政治因素，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中國皮革協會緊急應對小組有關負責人衛亞菲說，“涉及大的貿易環境、WTO成員之間關系問題，這不是單個企業能解決的，政府必須出面。”

5月18日，第二屆中國西部鞋業博覽會在重慶璧山召開，作為此次會議主要內容，組辦方舉行了一次反傾銷應對的六方會談。中國反傾銷專家、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周世儉在會上建議中國企業應呼吁政府對歐盟保持適度的壓力。他指出，在此次初裁中，歐盟沒有給予應訴企業分別裁決，一刀切的做法是違背WTO原則的，中國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對歐盟施加壓力。

同時，也有專家認為，中國政府到了考慮取消出口退稅和外商投資優惠待遇的時候了。出口退稅表面上是扶持和鼓勵鞋企出口創匯，實際上加劇了企業間的相互壓價，*終利益轉移到外商手里；而如果取消鞋類出口退稅，我國的鞋類產品仍有較強的競爭力。事實上，兩稅合一，讓市場經濟主體在平等的政策環境中公平競爭，更早已是廣大民企的強烈心聲。

另據媒體報道，中國鞋業協會副會長章利林此前曾公開稱，中國鞋企今日的被動局面，是源于“當初入世談判的疏忽”：由于制鞋業是冷門行業，在入世協議中，沒有專門就鞋企的市場經濟地位進行談判。

“說句良心話，此次鞋類反傾銷事件，國家商務部不可謂不重視，與歐盟的談判溝通也不可謂不努力。”全國律師協會WTO專門委員會副主任李圣敬認為。但努力的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根據歐盟的工作程序，原定2006年1月24日，歐盟將就中國皮鞋反傾銷案件作出初裁決定。1月9日，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與歐盟方面就中國鞋反傾銷問題進行磋商。1月10日，高虎城先后與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戴維·奧沙利文和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舉行了會談。中國政府的積*磋商，使事態的發展似乎有了回旋的余地，1月12日，從歐盟方面傳來積*信號，歐盟不會在當月底或2月初就反傾銷問題做出初裁。但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也拒絕了承認中國13家鞋商的市場經濟地位。

3月23日，歐盟方面*終作出了分級征收20%以內反傾銷稅的初裁。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崇泉隨即表示，歐盟不給與中方企業市場經濟地位“缺乏公正性、合法性”，商務部也就歐盟的不公正裁決多次向其提交抗辯材料。但這些都沒有改變歐盟的決定。

然而，據媒體報道，就在高虎城訪歐前后，運動鞋巨頭美國耐克公司也在頻頻與歐盟的官員進行接觸。耐克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設有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對歐盟進行政府公關。湊巧的是，歐盟此次初裁卻將運動鞋排除在反傾銷措施之外。

“很明顯，歐盟方面這次反傾銷，和鞋本身、經濟本身無關的訴求太多，商務部作為一個部門，它的手段還是有限的。”李圣敬認為。

行業協會和商會的期待

與其他反傾銷應訴不同，此次鞋企在鞋企市場經濟地位被否決后，還積*組建了多個“應對聯盟”，希望通過無損害抗辯的形式維護自己的權益。

2月8日，以廣東省的外資制鞋商為主體的“歐盟對華鞋產品反傾銷應對聯盟”（簡稱廣東聯盟）自發成立。目前，該聯盟已確定了由15家企業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并擴大到150多家企業參與，籌款300萬元，用于聘請律師和*權威的歐洲調查機構，聯合進行無損害抗辯。

3月8日，繼廣東聯盟后，廣東、泉州和溫州三大制鞋重鎮的行業協會又發起組建了“歐盟反傾銷應對聯盟”（簡稱三地聯盟）。三地聯盟由中國三大主要制鞋基地的行業協會、商會發起，聲勢浩大，也理應具有權威性。《商務周刊》向聯盟發起方，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朱峰了解聯盟的具體內容，是否組建了組委會和執行機構、以及下一步的具體工作計劃。但朱峰表示，下一步工作還需要政府機構的統一協調，“因為三個地方要統一行動，我們地方協會很難領導”。據記者了解，三地聯盟目前只發表了一個宣言，尚沒有開展任何實質性的工作。

“中皮協已經打過電話，希望以廣東聯盟為主體，一個窗口對外。”朱峰說，“廣東的出口量占全國首位，被調查的13家企業他們占了一半以上，由他們領頭也更有號召力。”

中國皮革協會一位人士卻悲觀地告訴《商務周刊》，三地聯盟想發起無損害抗辯，恐怕“難以取得實質性作用”。“組織無損害抗辯是要經費的，這次他們聯盟也是希望能獲得國家的資助，有些地方為了調動中小企業應訴積*性，有這方面的資助政策，但他們這次并沒有得到資助。”該人士說。

全國律協WTO專門委員會副主任李圣敬則認為，即使不存在客觀資金限制，三地聯盟也難以協調作戰，因為三個地方的產業結構不一樣，這次反傾銷過程中的受害程度也不一樣。他介紹說，珠三角地區生產旅游鞋比較多，產品檔次也比較高，受影響程度較小；溫州皮鞋多，影響程度大；泉州中小企業多，受害程度應該是*高的，但是中小企業應訴率低。他認為：“三地的利益訴求都不一樣，很難協調作戰。”

“無損害抗辯應該是由商會或行業協會發起的，而中國的鞋革行業有明顯的區域差異，需要全國行業協會和商會組織的統一組織。” 李圣敬認為，三地聯盟的擱淺，說明了目前行業協會力量薄弱的現實。

但中國皮革協會的衛亞菲則也有苦水。“面對反傾銷，我們行業協會只能代表行業發出聲音，其他實質性的工作做不到，”她欲言又止，“我們也想過成立全國性的聯盟，但是……我們只能通過行業協會這個平臺來發出聲音。”

和三地聯盟一樣，全國行業協會要組織聯盟進行無損害抗辯，遇到的**個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廣東聯盟通過企業共同出資，募集了300萬元抗辯資金。而作為全國行業協會，中皮協卻擔心沒有資金來源。

李圣敬指出，中皮協的尷尬根源于我國行業協會法律地位尚不明確。在西方國家，商會和行業協會都是由企業自發組建，完全市場化運作。商會和行業協會就是為維護會員企業合法利益，為企業提供服務的，會員企業自愿入會，自覺遵守商會或協會的規則。而中國由于歷史原因，商會、協會是由以前的政府組織轉變而來，不是企業自發組織，在企業中缺少代表性和號召力。另據知情人士透露，廣東、泉州和溫州地方協會組織聯合發起的反傾銷抗辯聯盟，事先并沒有向中皮協打過招呼。

衛亞菲告訴《商務周刊》，行業協會現有的權限很有限。國家現行的《反傾銷應訴規定》中，組織企業應訴的牽頭單位是商會而不是行業協會。“可是商會一直接觸貿易工作，對行業狀況了解少，在應訴工作中具有局限性。”衛亞菲指出，相對了解行業情況的行業協會則又不具有組織反傾銷的合法性。

衛亞菲透露，新的《反傾銷應訴規定》已經在醞釀之中，新《規定》有望將行業協會與商會并列，同時具有組織應訴的權力。

“商務部應該進一步放權。每年中國遭遇的反傾銷訴訟好幾十起，涉及各個行業，如果單靠商務部的力量根本應付不過來。”衛亞菲指出，“商務部必須發揮商、協會的力量”，促進信息流通，加強行業指導。

在反傾銷六方會談中，奧康集團總裁王振滔作為企業代表，也提出了對商、協會的希望。王表示：“商、協會與政府之間的被管轄關系和合作關系，應轉化為一種以合作為主的新型關系。”他希望商協會在開展產業損害調查、建立反傾銷信息系統和預警機制、加強行業自律、維護行業利益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