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潤生,156 0190 2607年作為開創者帶領一人,慘淡經營了一個小手工作坊,進而建成了一個占地30畝,廠房200余間,有300余名工人的專門制做體育用品的“天津利生工廠”。其產品替代了大量的進口產品,除占領了國內市場外,還遠銷香港、東南亞。而在華的一些外僑組織也使用利生的產品進行鍛煉和比賽。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利生”是中國民族工業成功的范例;也是體育文化用品生產和銷售成功的范例。當年的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并兼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會長的張伯荃先生曾經寫道:“孫潤生先生曾在南開中學充任教員,看著學校提倡學生體育所用的皮球等類大都屬舶來品,實是一大漏危。遂立志設廠,研究創造。結果得到良好的成績。”

1912年，河北獻縣人孫潤生在北京通州協和書院畢業后，應張伯苓之邀來到南開學校擔任音樂教員兼授英文。在張伯苓德、智、體并進的教育思想的指導下，南開學校的各項體育活動搞得熱火朝天。一進校門，孫潤生立刻被南開的體育熱情所感染，他不僅喜愛體育運動，而且還對體育器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注意到當年的球類多為外國進口貨，價格昂貴，一個籃球通常要三四十塊大洋。*有經濟頭腦的他，認準了這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市場，遂產生自己制造生產體育用品的想法。

孫潤生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張伯苓，校長非常支持他，鼓勵他說:“提高國人的身體素質，普及體育運動，我們中國人早就該有自己的體育用品了。你如果真能研制成功，不僅可以節省體育的開支，而且還能為國家爭得榮耀!”當時，南開學校有大小籃球隊近20個，需要大量的籃球。于是，張伯苓建議他**從制作籃球著手。此后，在校長給予他充裕研究時間的前提下，孫潤生一面教音樂，一面潛心研究籃球的工藝技術。把用過的舊籃球拆開，仔細琢磨內外結構和用料，測量記錄各種數據，然后再依原樣縫合。經過反復研究，積累經驗，孫玉琦又買來天津華北制革廠生產的底皮，經過削薄、鏟平、裁剪、縫制等，終于制成了**個籃球。

孫潤生興奮地把這個籃球抱給張伯苓看，張伯苓也非常激動，鼓勵他開辦一家制球工廠。孫潤生說:“我是想開一個作坊，可一是沒有啟動資金，二是我要是想干就得辭了工作。”張伯苓說:“你為學校節省體育經費，為國爭光，是件大好事。你就放心大膽地干吧，資金的事我來解決。你是一名好老師，如果工廠做不好，學校隨時歡迎你回來!”孫潤生眼含熱淚緊緊地握住了校長的雙手說:“我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

孫潤生離校那天，張伯苓多付他一年的工資，作為開辦工廠的資本。156 0190 2607年，孫潤生的利生制球廠開張了。據說，張伯苓還特為工廠寫了一副對聯:“利應社會需要，制造體育用品；生為人身健康，暢銷運動器具。”于是，孫潤生取上下聯的**字“利生”為店名。這便是日后的利生體育用品廠的雛形，也是中國的**家體育用品廠。

他從家鄉請了一位粗通皮匠活的鄉親,用生產馬鞍等器具的皮料,依樣畫葫蘆地縫制些皮球。質量當然是太一般了,但居然縫好一個賣出一個。雖然球是越縫越圓。但是有一個問題卻始終困擾著孫潤生。與進口球相比,在積水的場地上活動,自制球越拍越沉,*后竟然跳不起來了。而進口球則要好一些。間題出在外層的皮革上。與進口球的皮革相比,自制球的皮革吸水率太高。原來國產皮革屬植物鞣,鞣皮的原料是植物中提取的烤膠, 鞣成的皮革只適于做靴底、皮帶。而西方工業國家早已使用了礦物輯法, 鞣皮的原料是堿式鉻鹽。耐濕、耐熱、彈性好、是礦鞣皮革的突出優點。于是孫潤生便又開設了制革部,自己采購生皮,自己樣制皮革。

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利生籃球終于打開市場，得到全國體育界的認可。20世紀20年代末，工廠擴大生產規模，更名為利生體育用品廠，成為了中國規模*大、設備*先進的體育用品生產廠。為了提高產品質量，徹底解決國內皮革生產不規范的問題，利生廠再度擴大生產規模，建立制革廠。由齊守愚擔任經理。他在利生整體事業的發展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孫潤生曾就讀的協和大學,1919年與匯文書院合并為用“庚子賠款”建起的燕京大學。齊守愚便畢業于燕京大學的制革專業。后又任南開學校的體育指導,曾著有在中國*早出版的《花樣滑冰術》。他與孫潤生是前后腳的學友、同仁,兩人志同道合。后齊守遇辭去南開學校的職務赴美專修制革化學,歸國后即任利生體育用品工廠的制革技師兼經理。他在改進制革工藝上立下了很大的功勞。1935年利生出品的礦物鞣制的法蘭皮籃球,被舊中國的“第六屆全運會”,“指定為標準球”。利生驕傲地將按此標準生產的籃球命名為“全運號”。每只球的銷售定價為大洋15塊。這無疑*大地提高了利生產品的知名度。“全運號”未出世之前,在中國體育界叫得*響的是利生生產的B6籃球。1931年舉辦的華北足籃球比賽會、1933年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運會”、1934年舉行的華北運動會等都把B6籃球作為“指定標準球”,當時的定價是大洋10塊。此外還有適用于砂石場地的BI籃球;價格便宜可以取代B6和B9籃球;適于練習用的S籃球。1948年國際籃聯才明確規定籃球的標準重量為20至22盎司,故當時還出了一種較其他型號籃球重的一種BB籃球;以及供女子及小學生用的B4

1931年，“籃球之父”董守義曾說:“中國國際球類比賽場中，所用球類素采用歐西各國出品，及利生工廠經多時研究，所以籃球、足球等較之歐西名廠出品無分軒輊。在天津萬國籃球比賽及華北球類比賽中，以該廠出品幾經考驗，認合標準，即正式采用該廠之球作為比賽之用。在中國球類由西人認為合格采用者，利生工廠實開*先記錄也。”

籃球;供高小學生用的B7球;價格較廉,供農村學生使用的T籃球。利生在設計系列產品時可謂無微不至。這一點至今也是我們的體育用品廠商應該繼承的。在利生的鼎盛時期,籃球的年產量近2萬只,穩穩地占住了國內市場。較之數十美元一只的舶來品,利生的產品完全可與之相媲美。三十年代令利生感到自豪的有兩封來函。利生贊助“天津青年會室內公開籃球賽”一只比賽用球,74支隊用這只球比賽了263場,而“該球依然圓整如新”。另一次是濟南青年會舉行“冬季室內籃球比賽”,利生也贊助了一只籃球,“比賽以來即用此球,迄今兩月完整如新”。同時利生還生產F系列的足球盧系列的排球,同樣也力圖滿足各個年齡段和經濟收不同的人群的需要。1935年當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先生為利生工廠題辭,“用國貸方能救國”;當時的陜西省府主席鄒力子先生題詞為“品優用宏”;當時的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則題寫了“強種健生”。

利生體育用品工廠隨著業務的發展,又先后增設了制鞋部、木工部、棉織部,生產足球鞋、跑鞋、跳鞋,體育器械和各種運動服,買賣越做越大。利生還有一個強大的銷售系統,在京津以及武漢設有分號,在南方及海外設有經銷點。利生的信條是“我們給大家忠心作事,大家必定給我們飯吃”,利生訂有四大政策,即:品質—“選*好的材料,用精巧的技師,去做*適用的成品”;服務—“犧牲金錢及時光來求我們主顧的方便”;價錢—“按物之所值,我們的貨物得算*便宜的”;擔保—“有擔保記號的東西,有了毛病我們情愿給您修理或退換。也可以拿它作研究的材料”。當時各籃球隊大多使用利生籃球,但球鞋大多穿美國的橡膠鞋。利生也生產一種牛皮底的籃球鞋,這種鞋不適于室內比賽。國產球鞋賣兩三塊大洋一雙,而進口的美國converse (俗稱白星)球鞋則賣到大洋11.5塊。孫潤生先生的哲嗣孫甜先生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材料:當年利生的業務人員拿著converse籃球鞋找到上海生產橡膠輪胎的正泰橡膠廠,請他們按樣加工一批球鞋。正泰橡膠廠為至誠所感,將楦型加寬生產出一種品質高超且適合中國人腳型的,黑帆布面加白邊的籃球鞋,這便是在中國風靡了數十年的“回力牌”。本來沒想賺錢的正泰橡膠廠卻賺了大錢。回力鞋甚至成了黑市上投機商們囤積的奇貨。利生在經銷史萊辛格網球拍的同時,亦生產出自己的奧林匹克球拍。

利生還從國外引進了一種叫做“克柔凱”的運動項目,這個項目使用錘形木棒和木球,以及鐵條彎成直角的小鐵門。并同時翻譯了規則供發售。利生的老職工都說,這“就是近幾年宣傳的從日本新近引進的門球。其實利生三十年代就在國內推廣了。”1938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占領,孫潤生主動關閉了工廠的皮革車間。因為皮革已被日本帝國主義做為戰略物資管制起來。利生若繼續生產皮制體育用品也可以,但是必須同時生產皮制軍需用品。做為一個愛國實業家,孫潤生斷然停止了生產。這以后侵華日軍強制沒收了位于天津北站附近的利生體育用品工廠,劃歸日偽控制的天津鐵路局。孫潤生一氣之下得了心臟病,便舉家遷居北京,辦了榮昌皮革廠。“傷筋動骨”后孫潤生已沒有更多的財力顧及榮昌的業務,只能靠天津利生搬來的一些球的再制品,做一些“零件”的裝配。1938年和1946年他又分別在王府井大街租賃了兩個鋪面,仍使用原鋪面的招牌,一個叫“志同”,一個叫“同來”。兩家門市利用體育界的老關系,如清華大學的馬約翰,輔仁大學的李鳳樓,燕京大學的林啟武等為學校采辦些體育用品。一些木器活、縫紉活則向北京城里的一些小作坊訂貨。日子勉強過得下去,但大不如前了。孫潤生把業務都委托給了別人,自己在海淀鎮買了一處田園,叫作“三義園”,每天從城里騎自行車到園子里種菜澆水,傍晚帶些鮮菜回家。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原被日軍沒收的天津利生體育用品工廠,又被國民黨當局作為敵偽產業沒收。后由齊守愚等人聯合了京津地區近百名體育工作者聯署請愿才予以發還。當時百業凋敝,物價飛騰,要想恢復原有規模談何容易。齊守愚1948年赴美探親(其妻子在美國),因齊守愚抗戰勝利后曾出任夭津市參議會的參議員。所以全國解放后滯留美國未歸。孫潤生也在家養老,于1978年去世,終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