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之后，這里的工廠就很難招到人，為了趕訂單，很多企業只好每天上街高薪找日工臨時頂上。工廠越缺人，日工的薪水叫得越高，越多人打日工，長期工減少，工廠越缺人。如此循環下去，久而久之，從2009年開始，陽光南路就自發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日工交易市場。

“如果你在早上8點鐘來到獅嶺陽光南路，會看到三四千人站在街上等招工，他們都是打日工的，9點多就會散去”。廣東省浙江臺州商會常務副會長周則國告訴記者。

1月6日早上8點10分。南都記者一行驅車來到花都獅嶺陽光南路。在這個距離春節不到一個月的寒冷早上，當我們的車子一轉進陽光南路時，在路口紅綠燈旁就看到一群群的人聚在一起。從街頭到街尾，雖然沒有三四千人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上千人。

上千名工人頂著寒風站街等開工，是勞力過剩，工作難找嗎？不，恰恰相反，形成“工人站街”這種景觀的原因，是獅嶺一帶的“用工荒”。

散工工資至少高20%

“車工做嗎？100塊錢**！”、“80塊錢**，就在這棟樓上。”在人群中，一些工廠負責招工的人耐心地來回穿梭著，并和工人們討價還價，突然一個人沒談攏，高聲叫起來“156 0190 2607塊錢**！直接去撿錢吧！”

工人們并不急，一個談不攏再換下一個。很多工廠的人開著面包車，小轎車過來，談好了價，直接用車把人拉走。一個開著黑色小汽車的老板急招車工，給出100塊錢**的價格。幾個人圍上去問完價，又退了回來。當記者說今天**次來這里，不懂行情時，她悄悄地說“怎么也要110元**再說。”還有人拿著一塊布料樣本說，只要在上面車一個拉鏈，就給1毛6分錢。對于這個價錢，工人們很不屑。一個男的說：“給3毛錢都不干！”

一個招工者拿著樣本手袋，一邊吆喝一邊說明：在包的外面橫著縫幾道粗線做花紋裝飾，再把線頭剪掉，一個包就給9毛5分錢的報酬。兩個湖南婦女圍了過去：“才9毛5啊，那邊一個包給1塊錢呢？”招工的人聽完拿起電話向廠里匯報，隨后也把價格升到了一元。“那位招工的告訴記者，這批活今天就要交貨了，所以才不得不按照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報酬。

廣東省浙江臺州商會的辦公地點就在陽光南路2號，站在辦公室能看到下面的街景。該商會常務副會長周則國告訴記者，金融危機之后，這里的工廠就很難招到人，為了趕訂單，很多企業只好每天上街高薪找日工臨時頂上。工廠越缺人，日工的薪水叫得越高，越多人打日工，長期工減少，工廠越缺人。如此循環下去，久而久之，從2009年開始，陽光南路就自發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日工交易市場。

一位來自江西的姓姜的婦女，在街邊跟記者攀談起來。她說，她之前是打長期工的，現在準備返鄉過春節，所以把工作辭了，走之前打日工賺點錢。打長期工時，每個月的收入是2000元，包吃住。“這點錢哪里夠啊，現在物價那么高，隨便買一件衣服，都要100塊以上。”打日工的話，每天的收入不一定，“80啊，100啊，如果是計件的話，做得多**也有可能賺到156 0190 2607元。”這樣算下來，打日工的工資至少要高出20%.

用工缺口至少30%

“金融危機之后，這個行業不但沒有萎縮，反而繼續增長，去年全行業的增速達到23%多，我們的訂單也增加了。”但是接了一個星期，周則國就不敢再接了。“我們正常用工規模是三四百人，*多時有400多人，工人一半主要來自湖南四川。現在只有270-280個工人了，缺口在30%以上。”

*嚴重的是2009年農歷年之后，招工招不到一半。那一年很多訂單都沒有如期交貨。

2010年招工的情況比2009年有所好轉，但仍然滿足不了工廠的需要。周則國說，以前工廠還有一項規定，工人的年紀控制在40歲以下，但是現在，廠里根本看不到小伙子，小姑娘。“年輕人打工的很少，現在30歲以下的工人都很少見了。”周則國在花都新建的工廠，新蓋的宿舍里面供應熱水、空調、電視。“什么都準備好了，還是招不到人。”“現在只要是能干活的人，我們都要。”

張劍軍跟周則國一樣，也是臺州商人。據張介紹，2009年*難熬。“沒辦法，那時我自己都到流水線上去做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還專門去了一趟云南招工，但也只招到了一點。“訂單完不成，*后只能賠錢。”張劍軍說，現在他給出的工資水平是2000元一個月，包吃包住，買社保，但還是招不到人。

人走了廠也廢了

花都獅嶺楊二工業區9號本來是周則國公司下面的一個工廠。三四個月前，這里還傳出機器運轉的聲音。如今4000多平方米的廠房，只剩下10幾個人留守。

這是一個三層樓的工廠。一樓是切料壓料車間，放置著三張蒙灰的“沖床”。二樓和三樓是縫紉車間。每層車間可以坐上百個人。沒停工前，這個廠每月能生產10萬個手袋。現在，只有機器閑置在這里。

沒有用完的線，成卷放在架子上，有些還沒開封。“粗線要18塊錢一卷，細的4塊2或4塊5一卷，這還是原來的價，現在漲了，肯定不止這個價錢。”記者大略數了一下，架子上有上千卷五顏六色的線軸。

據周則國的助手小張介紹，這個工廠是2003年建的，*多的時候有300多人。但是從2008年開始，人慢慢少了，工廠招不到人。直到停產前，工廠就只剩100來個人了。*后周則國干脆舍棄了這個生產點。

工廠無奈遷外省

其實周則國*初是在浙江開廠的。1997年-2002年這幾年間，周則國都是到獅嶺皮具城進貨運回浙江。工廠如果晚上少幾碼料，想補個顏色，就得成卷成卷地發貨，造成庫存。但如果廠子設在獅嶺，只要在晚上7點鐘之前趕去皮具城都來得及。于是在2003年，周則國將他的工廠搬來花都。“但我們來的時候，已經沒有土地了。我們都是租了村里的地。”

2009年招工難出現之后，周則國將訂單發往福建，湖南，安徽等地的加工廠代加工。但這種生產模式，讓企業投入的精力很大。“加工廠的品質意識跟我們的要求有距離。”無奈之下，周則國干脆決定到安徽宿州建一個生產基地。包括張劍軍在內的三四十個獅嶺企業主，也加入到了他的行動中，決定集體去安徽簽約。

周則國說，雖然把生產基地建在外省，但企業的核心還是留在花都。獅嶺目前已經成為全國*具規模的皮革皮具原輔材料集散基地和皮具生產基地，每年都吸引了國內外大量采購商和品牌廠家前來進行商貿洽談。

因此周則國并不想離開這里，他要在獅嶺做開發設計，做展貿接訂單。

■小九九

工人

打不打散工

打長期工時，每個月的收入是2000元，包吃住。打日工的話，每天的收入不一定，80啊，100啊，如果是計件的話，做得多**也有可能賺到156 0190 2607元。這樣算下來，打日工的工資至少要高出20%.

廠主

請還是不請

如果是車里料，手工簡單，平均**的工資是40元。如果是車面料，工資是50-60元每天。如果是踩高車，則是80-90元**。日工則要100-120元，太高了。

遷還是不遷

到外省新開的廠，一年可以創造2.5個億元的營業額。如果三四十家企業都過去的話，平均每個廠的產值是五六千萬元，加起來就是十幾個億。

變還是不變

以前一個月做15萬個包，每個賺5元，那么一個月就是六七十萬元。現在每個月可能做10萬個包包，但能賺100萬元。現在不以數量取勝。

■應對用工荒

走掉一線工來了研發員

獅嶺用工荒迫使企業轉型，以質取勝賺更高利潤

“用工荒迫使我們轉型”，周則國說。現在他的企業，不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客戶篩選，都在發生轉變：“盡量找高品質的客戶，走高端路線，追求手工質量和設計元素。”

一個月比以前多賺幾十萬

產品定位提升了，利潤也跟著提升。“打個比方，如果每個手袋賣40塊錢，可能毛利有4-5塊錢。但如果提高產品檔次，做一個包可以賣到60塊，那么毛利會有8塊錢。如果再提升，一個包賣到80塊錢，那么會有15塊毛利。”

周則國說，現在用工難，因此要把每個工人產生的價值發揮到*大，這反而促成了企業升級轉型。“我再打個比方，以前一個月做15萬個包，每個賺5塊錢，那么一個月就是六七十萬。

現在每個月可能做10萬個包包，但會賺100萬元。現在不以數量取勝。”周則國說，出口報關時，以前一個貨柜發出去，價值是四五十萬元，現在隨便發一個柜，都是100多萬元。

研發人員比以前多了4倍

幾十個廠要去外省建生產基地，這也是無奈之舉。周則國說，花都占據了全球手袋市場60%的生產量，但在這里，卻看不到一個像樣的工業區。工廠更多的是混在民房里。張劍軍的工廠之前就是因為太靠近民宅，*后不得不搬遷。所以這一次出省，他也報了名。在安徽宿州，等待他們的，是現成的工業園。

周則國認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轉移是必須要經歷的階段。他說，以前德國也經歷過這個過程，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建了很多廠房后來炸掉。“我們現在也到了必須經歷這個階段的時候了。每年的民工大遷徙，浪費了國家大量資源，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打造。”

如果生產基地建在外省，對花都是否有影響呢？周則國說，暫時來看，對于基層人口集聚是有影響，但從長遠角度考慮影響不大。“我們公司整體工人數量從400人降到300不到，但研發人員卻從不到20人增加到近100人。高端人才在增加，這部分人對消費的貢獻更大。”

周則國說，獅嶺去年的人口統計還是比前年多的，只是一線生產工少了，說明投入三產的人口多了。現在花都在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比較大，有幾個項目在建設，城區商業氣氛也越來越濃厚了。

■過來人語

遷出去要慎重

企業就像一棵樹，種下去，肯定要有培育期。方方面面的關系都要建立起來。

———廣東浙江臺州商會會長楊亦福

2005年6月，廣東浙江商會成立，楊亦福被大家推選為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2010年年底，廣東浙江臺州商會成立，他于是又有了新的角色：臺州商會會長。在獅嶺這個地方，臺州商人和溫州商人占了60%-70%的比例。

目前獅嶺企業用工荒這個問題，楊亦福認為，想辦法留住工人也許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企業跑到外面去，實際上不好。我自己就有親身體會。”

楊亦福在英德有58畝土地，那是2007年去考察時看中的。隨后投資幾千萬建廠做白銀生意。沒多久，金融危機爆發，白銀的價格一下子從400多萬元一噸掉到200多萬元。楊亦福的廠子受到影響，隨后退出了白銀領域，改做有色金屬。

“從商那么多年，我沒跟銀行貸過款，就是去年貸了500萬，都用在英德了。”楊亦福說，企業就像一棵樹，種下去，肯定要有培育期。“方方面面的關系都要建立起來，比如銀行貸款。信譽是做出來的，新來的企業銀行不一定給你貸款。”另外，英德的投資環境也沒有廣州這邊成熟。楊亦福成了**批開荒的人：“我只能慢慢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