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被稱為“世界工廠”。2007年，《紐約時報》這樣介紹東莞：“這個城市你可能從未聽說過，但正是它的1000萬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柜。別的不提，在美國銷售的運動鞋中，有40%來自東莞。”

但現在，東莞正在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近年來，受原材料、勞動成本上漲、人民幣升值等一系列因素影響，東莞企業經營成本不斷飆升，訂單減少而售價基本不變，導致企業利潤不斷下降。

《**財經日報》記者在東莞厚街采訪時了解到，有著超過25年歷史的永盛鞋廠，2012年的訂單只有去年的1/3，利潤降落近三成。

東莞市臺商會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東莞廣聲五金塑膠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翟所領對本報記者說，企業目前經營非常不容易，訂單太少，利潤不多。

東莞市臺商會投資企業協會總會秘書長趙維南曾對本報記者說，近年來，一些臺企正逐漸減少在東莞的投資范圍，陸續向西南和越南、柬埔寨等市場搬遷。他說，盡管企業很不愿意搬遷，但就像之前的臺灣企業一樣，不出去就意味著等死。

專欄作家紀思道也對東莞模式感到困惑。他說，東莞這種依靠低成本取勝的制造業模式，臺灣和香港地區也曾經嘗試過，但是現在，這些企業都轉移了，那么，“東莞會不會步它們的后塵呢？”

轉型

“近年來，東莞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經受了轉型升級的陣痛。”去年，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曾公開說。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東莞市政府希望通過世界莞商大會來凝聚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莞商的力量，試圖為東莞的轉型升級尋找一些新的助推器。

過去10年，加工貿易始終是推動東莞GDP增長的主動力：工業總產值中近八成由加工貿易企業創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有四成以上來自加工貿易凈出口。低迷的國際市場也在不斷地削弱這股力量，去年上半年東莞以GDP 2.5%的增幅墊底廣東全省。

在東莞市決策層看來，解決東莞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需找新的競爭力，主要辦法是：一是減輕村集體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負擔，確保更多收入用來清償債務；二是推動土地集約開發、物業形態的**化，比如高科技園區、承接大項目等，以提高租金收入。

東莞市農業局相關人士今年年初則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東莞全市農村集體經濟是典型的以物業投資租賃為主的經濟。東莞將繼續發揮物業經濟成本低、收入穩定的優勢，逐步推動低層次物業出租向**物業出租轉變，通過改造升級，提高其發展檔次，發展更**的物業。

放權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對本報記者表示，東莞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從頂層設計開始，要著手形成東莞整體格局的變化，尤其是既要引進大項目來穩住經濟，也要促進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同時還要讓加工制造業盡快實現升級轉型；二是從底層設計開始，要盤活村級經濟，讓村能夠成為東莞經濟*重要的細胞和支持力量，土地是困擾東莞發展*關鍵的要素。

林江進一步指出，東莞必須要說服村民讓出土地，將其納入國有土地范圍，市、鎮兩級政府應該想方設法讓村民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同意把土地釋放出來，而村民也參與到股份公司的經營管理中去，這樣就需要東莞引進大量的人才。

另一方面，林江認為，東莞應該積*放權，讓鎮政府真正擁有經濟資源的規劃權，讓鎮、村的經濟能夠真正融合起來，做到經濟權利和義務的有機結合。

東莞由32個鎮街以及旗下數百個村莊組成，和許多人給出的說法一樣，林江說，在東莞，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中心區，他的意思是——東莞不是一個，而是有32個鎮街的分身。

東莞當地一位觀察人士對本報記者回憶稱，2009年，厚街一位聲稱堅持每天要“跑”2個企業的官員一次到基層，他指著對面的企業問旁邊的消防員：這是什么企業？沒想到對方卻問道，那個又是什么企業？東莞的工廠如此之多、生成之快，以至于沒有人知道其類型。

也是通過上述視察，這位官員感嘆道，即使自己每天堅持跑2家企業，一年365天連續跑下來，*多也只能跑730家，而厚街鎮目前就有大約6500家企業。*后他說，政府應該放權，而不是管得更多，因為管也管不過來。

類似的話，數十年前也出現過。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寫道，毛澤東在會見尼克松之前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要學習你們美國的辦法，（把責任和財力）分到50個州去。中央不能包辦。要有地方積*性。（把手一攤）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東莞已經意識到放權的重要性。2012年，在東莞舉行的“社會建設大家談”第二期論壇上，東莞市民政局有關負責人指出，目前很多政府部門不愿意放權，“不放權只會累了自己，事情做不好，社會組織也沒有生存空間。”

而在2007年舊地重游之后，紀思道表示，有機會，他一定再來一次，看一看東莞以后的變化。而到那時候，東莞又將是一個什么樣子的城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