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工和交換是產生商業的前提。*早的交換應該出現在部落之間，僅僅只是在代表部落群體利益的酋長之間進行。隨著交換的發展和生活資料的剩余，交換逐步滲入氏族內部。列寧曾說:“私有制是隨著交換的出現而產生的”。從另一方面看，二者之間又有著相互促進的因果關系；交換大大推進了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發展，同時對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記錄*早交換形式的古代文獻是《周易·系辭》:“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部落之間在約定的時間、地點，你們帶來剩余的食物、羊群，我們帶來燒制好的陶罐、琢磨好的石斧、石鏟和石鋤。以其所余，易其所需，沒有爭端，無需多寡、輕重的比較，交易很快就完成了。多么簡單、多么融洽、多么和諧的交換場景啊!這大概就是母系氏族社會末，父系社會早期的交換景象吧。

到了父系氏族社會繁榮時期，交換已不限于周邊氏族之間。黃帝時代已是“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見《周易·系辭》)。《淮南子·覽冥訓》也記述了黃帝時代的社會和交易狀況:“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說明黃帝時代的交通已相對發達，水行有舟楫可以代步，陸行有牛馬可以載重，遠距離的交換成為可能，這樣就能做到“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了。社會性大分工充分激發了人們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同時也對交換有了更進一步的依賴。在黃帝時代，大家私有觀念還十分淡薄，尚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即便有了相對固定的“市”，交易時還能做到互讓互利，買賣雙方并無欺詐，也不會發生爭端，因而做到了“相讓以財”，交易活動中也就不需要任何的管理和干預，故言“市不預賈”。

當時，供交換的“市”雖日益繁榮，場地也有所擴大，但“以物易物”仍是主要的交換形式，沒有貨幣，也無需度量衡。

商業的萌生

據先秦文獻記載，商代人不僅善于經商,而且有悠久的歷史。相傳商代的祖先相土、王亥時就已馴養牛馬用作運載工具。他們常常趕著牛馬，馱著沉重的貨物，往返于各部落之間。在當時的條件下，遠走各地是十分艱苦的，有時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王亥就是被“有易氏”部落酋長殺死的，牛羊也被搶走了。盡管相土、王亥等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但這仍屬于個別商人的商業活動。真正形成商人階層，則是到了商代。商代商業交往比較頻繁，對溝通經濟、交流文化和部落的繁榮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幾千年后的今天，在商城的廢墟上不但發掘出了商王朝宮殿遺址，還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其中有產于南方的象牙雕、產于沿海的貝、蚌、龜殼，也有產于我國西北的綠松石。這些來自各地的名貴產品,不少是經過商人的媒介，源源不斷地運到商城來的。商代已萌生了商業，這些出土文物不少還有甲骨文字記載作證。

商代商人逐漸增多，但是形成一個階層還要推遲到商代中后期，很可能是在盤庚遷殷前后(殷:地處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因此，史書又把商代稱殷或殷商)。史載:“殷人重賈”、“殷人重富”。還有歷史學家推斷，“商人”這個名詞也起源于商代，此說也不無道理。商人階層的形成，可以從“貝幣”的出現來考證:“貝”產于沿海地區，早期內陸只是偶有發現，數量也很少，主要是作為裝飾品。掛在脖子上時，可以用串作單位，一串可多可少，多則數枚，少則二三枚。而殷墟的大形墓葬有一次出土數十枚、上百枚，甚至多達千余枚的。說明這些“貝”已不僅僅是裝飾品，它可以用作交換時的媒介，也可以作為財富，用于贈送、賞賜，同時便于貯存。一旦把“貝”用作貨幣，就一定要有固定的單位作為基礎，才能在社會上流通，這也是貨幣流通形式的必要條件。大量史實已證明，“貝幣”是以十貝為一朋。

上海博物館保存著兩件殷商時期與貝幣有關的青銅器:“饕餮紋鼎”和“倗簋”，鼎上刻一人肩挑著“貝幣”站在船上，旁邊還有一人在劃船。“倗簋”上也有看似出遠門經商的人們，他們都滿載著貝幣，往返于“市”,形象十分生動。“貝”字又與聚斂財富和交易緊密聯系在一起；漢字(繁體)中如“買、賣、貯、寶、貴”等字的組成中都有“貝”字，就可見一斑。

這一時期“大商人”在交易時已不僅僅以物易物了，至于是否已涉及度量衡，尚無確鑿的證據。

以量度成賈

周滅商以后,對發展商業仍很重視，并對商代遺民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在生活上給予許多特殊優待，鼓勵他們繼續以其專長，為發展西周經濟服務。《尚書·酒誥》中記載:周公對殷商遺民說:你們要好好勞動，在農事完畢之后，可以牽著牛馬，趕到各地去做生意，以孝敬你們的父母，你們也可以有酒飲了。周文王時，曾遭遇到大旱荒年，文王又運用發展經濟來解決困難，文王說:四方商人，如果愿意到這里來經商，我們在交通上提供各種方便；貨物運到，隨時可以進行交易，不讓你們吃虧。可見，西周統治階級對發展商業經濟也是很重視的。但是西周在對商業管理上，卻與商代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上。

《周禮·考工記》中有:“匠人營國……面朝后市”。可見，營造都城王室時，對“市”已有所規劃。不僅周王都城內設有“市”，各諸侯國的都邑也都設“市”。據《周禮》記載，西周的市場管理已形成一定體系和制度，其中不少條款都離不開度量衡。《周禮·天官》載:“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商人的社會地位屬于中下層，其職責是專門給皇家貴族提供大量的特殊用品和財物。《周禮·司市》又載:“大市，日昃(ze)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交易分時分段分對象進行，是等級社會的一種表現。

西周有非常嚴格的市場管理制度，并設有各級官吏如:司市、載師、胥師、賈(gu)師、質人等。司市為市官之長，市場的總負責人，管理“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據漢代鄭師農、唐代賈公彥注疏，皆認為“量度”即度量衡。開市之前，由胥人執鞭度守市，平準物價，視察偽詐。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chun)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同純，謂幅廣；制，謂匹長。質人手里也拿著鞭度，不時地在各處巡視監察，以保證度量衡的統一。絹帛的幅廣、匹長，貨物的輕重、多少，都必須達到規定的標準。凡爭斗者，執鞭懲戒，有爭長短者，則執度以校正。據賈公彥解釋:鞭度是一種無刃之殳(shu，古代的一種兵器)，上系有一鞭，刻有尺度，長一尺二寸。“鞭以威人眾，度以正人眾，故并言”之。試想，這是多么威嚴、多么冷峻、多么等級森嚴的場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