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典控煙”本是工業革命時期英國政府的無奈之舉，是首批除煙支持者的*后希望，但歷史證明，它是挽救英國大氣質量的一根救命稻草，是對全球治理大氣污染非常重要的經驗輸出。英國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政府能為、愿為、敢為環境保護支付必要的成本，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出路。

 

三大轉變推動英國煙霧防治取得成功

 

一是政府角色轉變，從消*應對到主動出擊。英國嚴格且生態化的環境立法，不僅強化了企業的環保責任，還為政府治理環境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英國政府為了更好地執行國家立法，分別從3個方面進行了強化：財政支持，即加大財政投入，設立綠色基金；考評業績，即制定國家戰略和行動計劃，明確政府職責；職能轉變，即尊重民意與正視輿論相結合，塑造回應型服務政府。

 

二是企業行為轉變，從恣意違法到積*守法。雖然并不是所有企業都會為了追逐利益違背法律、鋌而走險，但利益博弈阻礙立法進程的事實似乎已經證明了，企業追求的*終目標始終指向利益。英國政府為引導企業自覺守法和承擔相應的煙霧治理義務，不僅提高了罰款數額，還通過制定財稅優惠政策，正向鼓勵企業實行清潔生產。在政府長期的政策扶持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培養環保理念，不斷加大用于技術革新的資金投入，致力打造綠色的公眾形象。如金融服務集團野村證券帶頭參與的企業合并運輸項目，旨在減少大排放量貨車日常工作次數，推動企業行為轉變。此外，不少企業主動安裝了排放量低的鍋爐、耗能量低的照明和發電系統，增設自行車停放位呼吁員工低碳出行等。

 

三是民眾觀念轉變，從經濟優先到環境平衡。環境意識的覺醒和維權意識的增強使英國民眾在立法及政策的出臺推行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同時得益于英國政府為民眾履行環境治理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提供了諸多途徑。具體表現在：民眾可以多渠道了解空氣污染數據及健康指導信息，如電話、郵件、網站、社交媒體等；政府允許且鼓勵民眾自行監測空氣質量，此舉被視為對國家監測的有益補充；民間環保組織力量逐漸增強，為監督政府治理煙霧和保障公眾健康不斷發聲。

 

推動環境治理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

 

我國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要認清并承認比英國更加艱巨的客觀事實。我們必須要正確看待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成績與問題。

 

筆者認為，改善大氣質量需要依托強有力的立法與嚴格的執法。政府“能為、愿為、敢為”環境保護支付必要的成本，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出路。

 

“能為”，即有法可依。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律已初成體系，但仍然存在著配套法規不完備等問題。一些法律明確規定的配套立法尚未出臺，導致法律可操作性降低。

 

“愿為”，即法要落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如何確保執法必嚴，如何制定并推行相關配套的實施細則、辦法及其他規范性文件作為執法依據，都成為政府在進行環境決策時不得不思考的問題。為落實 《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要求，我國制定了《排污許可證管理暫行規定》加強源頭治理，制定了《清潔生產審核辦法》完善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等。由此可見，法律的落地，政府的執法，都依賴于配套實施文件的具體指引。

 

“敢為”，即拒絕權力尋租。近年來我國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超越環境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招商引資，且不注重環評的表現，無形中滋長了權力尋租。當前，國家通過中央環保督察、約談、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改革等重大舉措，正督促地方政府重拳出擊，從源頭上破解地方政府環境決策的局限性，推動利益驅動型環境決策向問題導向型環境決策的轉變。

 

此外，我國在治理大氣污染方面，還應加快推動地方政府、企業、民眾協同共治，使環境治理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

 

地方政府自覺行政。治理大氣污染需要地方政府真正把職權落在實處，關鍵的一條是要尊重民意，把公眾關注的熱點、焦點切實轉化為對相關制度的大力支持和對相關職責的自覺履行。在短期計劃中，地方政府應當注重效率、安全的價值觀，如在環境行政執法中，限期不達標的企業要堅決依法責令其停產、關閉。在長期計劃中，地方政府應當重視秩序、正義的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各類環境決策的完善。從《大氣污染防治計劃》的出臺到《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環境經濟政策逐步實現法制化，從意見、暫行辦法、試行條例等法律位階較低的形式提高到基礎性法律的地位，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法律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企業服從行政。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是構建協同合作政策體系的關鍵,良性互動的本質應是激勵與約束并舉。《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后的共同特點是強化了企業的環保主體責任，但主要還是借助于外力限制企業行為，企業內部缺乏自制力。雖然《大氣污染防治法》規定了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實行自動監測以及違反相關規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是現實生活中仍有不少企業擅自移動、改變監測設備，篡改或不公開、不如實公開監測數據等。由此可見，通過法律、輿論等外在強制力量督促企業守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企業自身對法律的認同感以及對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感。而這些，可以通過對企業文化理念的輸入和企業公眾形象的輸出來激勵企業自愿聽從引導、遵守約束，自覺接受地方政府的環境監管。

 

民眾監督行政。《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賦予了公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管理的權利。環境知情權是**要義，它*直接、本質的要求就是環境信息公開。地方政府通過公開排污企業信息、環境影響評價信息、監管部門信息，使地方政府和企業暴露在陽光下，公開且透明地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與英國環境信息公開立法不同，我國將環境信息作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因此，確立一套獨立的環境信息公開法律制度，推動《環境信息公開法》的出臺，是保證社會公眾真正參與環境管理的有效途徑。

 

盡管在治理大氣污染上，英國一直是我國學習及效仿的對象，但我國的霧霾有其特殊性，只有開展源解析，充分論證霧霾的形成機理，逐步攻克霧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才能在防治大氣污染的大道上行得通暢、走得更好。